1995年夏天。我乘坐一辆白色面包车来到了这个村子，并买下了这个院子——下苑村2号。我来到这里其实十分偶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混了33年：贵州乡下 10年，县城4年，省城7年，北京王府井10年，南湖渠花家地2年。无论如何，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京北33公里的地方，会有一个小村子等着我来居住。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年之后，这里会变成一个著名的画家村。不过，要把这件事完全归为偶然也不符合事实。我去过很多地方，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中的某一处定居，而单单在33岁的时候选了这个离城33公里的地方安家呢?宋庄、燕郊、平西府虎峪、门头沟、顺义以及古城旁边的泗上村我都考察过，一些同行住在这些地方，他们也曾拉我入伙，但是，我始终举旗不定。直到有一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我在泗上村河边的马a路上眺望着河对岸模糊的民房，突然间失了兴趣，我原本是来交钱的(已经跟房东谈租10年)。我站在雨中，听雨水在雨伞上劈啪作响，眼里和心里一片茫然。这时，来了一辆白色的小型面包车，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随便。听一个光头男人在这样荒僻的地方，而且还是这种天气说这样的话，他被吓着了，我赶紧解释我是一个画家，想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租间画室，他这才放心了。根据他的建议，我来到了这个村子：昌平上苑乡下苑村。我看上这个地方，可能与我出生的环境有关，我老家在贵州省清镇县鸭池河代家沟，鸭池河是乌江的上游，江的北岸是三峡似的悬崖峭壁，南岸有几个不大的村庄。从小我就喜欢水，随着年龄变化，我对水的感情也与日俱增。我经常站在水边上，望着弯曲着流向远方的河水眼睛发潮，那种感情既悲怆又神圣。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画家，因为心里的这些东西只有用画笔才能释放。上苑乡下苑村，它正好坐落在静之湖(桃峪口水库)和京密引水渠的南边，这使我产生了归家的感觉。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个院子。
这是一所废弃的小学。小瓦灰墙，墙是花墙（用石头和泥土建造），一共有14间，门窗大部分都已毁坏，曾经吊过的顶棚已经脱落，个别地方还残留着一点点，就像河边未融化的冰块。一个老乡在里边养鸡、猪，还有驴。人们看到今天的下苑村2号，难以想象它曾经的样子。如果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是无法动心把牲口棚变成人的居所的。当时就有朋友劝我别冲动，他们认为这房子拆了当垃圾还要给人工钱。但是，我喜欢。尤其是院中的十几棵白杨树，遮天盖地．太漂亮了，这不就是人们所说的风景如画吗？1996年春大，我开始着手将猪圈改造成人圈。我请了一些村民来收拾院子，请了几个木匠来装修。一个月以后，七间屋子被收拾出来了，院子里以卵石铺地，在西边还造了一个圆形台子。简单的打理使这个昔日的牲口窝变得有模有样了。我还开了一块菜地，帮我做饭的工人同时兼种菜。从此，我开始了城市和农村的两栖生活。
人的命运真的是早已注定的吗?我可以找出一千种理由来证明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地方，但是，仍然不可能说清楚真正的一个原因。这所院落的前身是一所小学，后来因为搞计划生育使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于是几个村就合起来共用一所小学，叫做东新城小学，自然而然的那个曾经叫做“上苑小学”的学校就被遗弃了。事隔20年以后，谁都不会想到，一个来自云贵高原的教书匠兼画家搬到了这里。猪们、鸡们、蜘蛛、老鼠们都被赶走了，只有我很不喜欢的蚊子和我很喜欢的喜鹊还住在这里。三年以后，我在这个院子里建造了一座“雕堡”，再后来，我又把东边的院子买下打通，盖了两栋楼房。而今这几幢房子已经和“飞地艺术坊”一样有名了，它们成了很多美术学子向往的地方。对于这些变化，我只能解释为：是命运和我一同创造了历史。也许在冥冥之中，是上天要我在这里为中国的美术教育做一些事情，是上天要让许多人来参与这个事业。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条件都具备了，我知道要好好珍惜。
在生活的道路上，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压力、寂寞、失意甚至绝望，面对困境，每一个人的心理反应和处理办法都不尽相同。生活就像大海，人就像里面的鱼，困境挫折就像水的阻力，但鱼就是靠摇动翅膀和摆动尾巴排除阻力前进的，我崇尚抗争的鱼的精神，不以工作为累，不以逆境为苦，不以奉献为亏。我曾写《将错就错》得罪某些权威而遭诋毁，有一阵子的确感到很心灰。但是，我要感谢父亲，是父亲的浪漫基因使我迷恋乡野生活，它缓解了我的近视和执著；我要感谢母亲，是母亲的顽强血统使我永不服输，跌倒以后马上站起；我要感谢妻子，是她无私的爱使我的心胸更加宽广，在她身上集中了优秀的女性几种特质：美丽，聪明，勤劳和牺牲精神；我要感谢学生，与他们一起分享艺术和思想的成果是最快乐的事情；我要感谢“敌人”，“敌人”是一个拳击家最好的陪练，是他们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要感谢时代，是时代给了我机会和空间，它令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海阔天空。我把人的生存，尊严和人生的自由看得高于艺术。生存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尊严。艺术是一个借口，是一个实现自由的借口。真正的人都离不开职业化生存，真正的艺术家都必须有个性化的生活与栖居。在此意义上说，“上苑”艺术家村的出现是一种必然，“飞地艺术坊”的崛起也是一种必然。这些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