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简单的事情，一些朴素的话，一些不起眼的表情和行为，都可能比那些宏大的事物更直指心灵。当这些小事聚少成多，当这些平常之举汇集起来，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思想和灵魂便站立起来了。

　  荷兰人格利茨在《温桑在多德利希特》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梵高在书店做店员时，我也在该书店供职。我们同住一间房间。他很用功，不是研究艺术，而是研究宗教。一夜又一夜，他苦苦攻读《圣经》，为讲道而摘录词句和思想。有一次，他对我说：“请允许我在墙上挂几张《圣经》画。”不到半小时，整个房间便装饰着《圣经》画和戴荆冠的基督像，每一张基督像下，梵高写上：永远悲伤，又永远快乐。

　 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猛然击中了一般。我绝不矫情，那一刹那，我仿佛自己就是梵高，或者至少，自己就是那个看见梵高在灯下夜读的行人。

　 不是所有的事都有理由。更多时候，当事人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春天就来了，向日葵就燃起来了，麦田就黄了。然而，收获毕竟是在播种之后。早年的经历注定了之后的道路。早年播下什么种子，之后就有什么收成。我不知该如何来描述宗教对人心的作用。我无力，也不想，也不敢。但我敢说，宗教赋予人以神性，宗教让人走向神。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这是只能身处其中才能感受得到的如同呼吸如同睡眠如同温度的处境和感受。就像当你想接近某个你向往着的人的时候，你就要闭上眼睛，就要请求神灵赐给你力量，以靠近他的心灵。

    梵高就是这样。他不单单是个画家，他还是个哲学家和作家，他是一个“播种上帝的话的人”。他“没有一天不写一点”，他总是说：“为了工作，为了成为艺术家，一个人需要爱”。他说他常常感到自己衰老了，但是他的作品却时时让人燃烧。“任何一个赞美《向日葵》的偶然的观者，即使他并不为艺术家内心沸腾的热情及其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感动，也会感觉到这一形象的全部魅力，从中发现一种非同寻常的、独一无二、前所未见的东西。”

　　可是，他却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献给妓女。他在疯狂中以绝望的方式向世人展现着自己的挣扎和抗拒。艺术让人疯狂，疯狂反过来成为艺术的源泉。而我们是多么希望这艺术的源泉温和清澈一些以致不要伤着艺术家啊。然而不能。

　　梵高的好友凯塞马克斯在回忆中说：我们到安特普参观博物馆，梵高看到一个背筐渔童（委拉斯凯兹的画）的瞬间，突然从我身边走开，奔向那副画，把我甩在后面。我赶上他时，他已站住，双手合十，好像在礼拜，嘴里喃喃说道：“上帝……”过了片刻，又开口说“你看到了，哦，这才是画”。接着用大拇指顺着一些大笔触划去，“他怎么画上去的就怎么留下来了。”多么令人感动的话啊，“怎么画上去的就怎么留下来了”，从不弄虚做假，从不窜改历史，从不伪装履历，从不违背心灵。一个天才，你就看他有几分真诚就好了，你就看他怎么对待那些不起眼的事物，你就留意他不经意间说出的话就好了。俗人们费尽心机侨装打扮以求欺世盗名，伟大人物敞开心灵真诚面世忍受命运的考验。好在，历史如明镜，后来者知道分辩真伪。

　　如果色彩是眼睛的音乐，那么梵高有着不一样的眼睛，如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这样的眼睛和心灵就注定了要在生前备受命运的打击。

     美国人阿纳森这样评价梵高：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这是一种幻象，超出了拜占庭或罗曼艺术家当初在表现基督的伟大神秘中所做的任何尝试。梵高画的那些爆发的星星，和那个时代空间探索的密切关系，要胜过和那个神秘信仰的时代的关系。

　　梵高一剧中有句台词：希望是有的，可是希望在星星上。那些燃烧的星星，又怎么不是挣扎着的星星呢，那些明亮的星星，又何尝不在无奈中闪着微光呢。大地漆黑，星空廖远，人生的理想之光在哪里呢。星星之光何以慰藉受伤的心灵，又有谁能够温存那些孤独的星星呢。星星远在夜空，可人却在尘世，星星可以独守一方清静，可人心却要面对俗世的凌励。多么无奈和沧凉的《星夜》啊。

　　阿尔贝在《法兰西水星报》上评论道：梵高全部作品的特点，在于极度的力量和粗犷的表现。他对事物特性之明确判断，对形式的大胆简化，面对太阳的傲慢愿望，以及对描绘和色彩的狂热，显露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男子汉，一个敢作敢为者——有时粗野，有时单纯雅致。这样一位艺术家会被公众接受吗？我并不以为然，对我们当代的资产阶级精神来说，他是太朴素了，同时又太精妙了。除了他的画友之外，他是永远不会为人们所理解的。

　　是的，“我们惟一的健康就是疾病”，病人和疯子从来就不会被理解的。梵高始终是一个迷途者，他的脸上永远写着“那个时代的伤心的表情”，他的灵魂从未安宁过，他不知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他如此地爱着上帝，最后却不得不被上帝抛弃而独自走向黑暗。

　　1890年7月27日，梵高开枪自杀，29日凌晨，他孤独地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世界。他奔向了遥远的暗夜，而燃烧着的向日葵和耕作着的播种者永远留在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