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津于1983年从天津美院毕业到西藏教了一年书，后来，他根据亲身的感受，画了“西藏组画”，该作品在“湖北中国画新作邀请展”上展出，还被《江苏画刊》、《画家》与《中国美术报》介绍，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与油画家陈丹青的作品“西藏组画”强调对西藏民俗的真实表达不同，李津在他的作品中，重在用水墨的手法揭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奇特关系。因此他常常使人与动物处于混沌合一的状态中，还有意使人具有动物性的一面，使动物具有人性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李津让生命返璞归真的愿望。在造型处理上，李津追求简洁、粗犷与神秘；在笔墨的处理上，李津追求力度、强悍与霸气；在构图处理上，李津追求饱满、扩张与刺激。从作品的入画方式、意境构成方式和笔墨表现方式上看，李津都明显超越了传统文人画的艺术框架。李津的作品深受高更、非洲艺术和汉画像石的影响，正好适应了一部分人求新求变的心理。在给笔者的信中他指出，“画《西藏组画》时，我才二十多岁，有血气、有激情，加上对西藏的强烈印象以及对传统文人画的逆反心理，便画了一批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觉效果较强烈鲜明的作品，这批作品是我当时思想状态的写照”。李津后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进修，因受朱新建的影响，绘画风格大变。虽然李津画表现水墨的时间不长，但对开创新的艺术风气，却是功不可没。

    李津是一位才华横溢、风格多变的艺术家，如前所述，早在1985年他就以表现主义的艺术风格画了《西藏组画》，并因此在美术界小有名气。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往后却并没有沿着表现主义的艺术方向发展，其原因是随后他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了全然不同于西藏的江南文化气息；另一方面是他深受了艺术家朱新建的影响。这段时间他画了一些对生活进行直接体验的作品，画面追求一种率意的空灵与幽默的调侃。据他自己说，画面题材有“荤”也有“素”，主要还是想在世俗的生活里显现一点超脱的意味。而在艺术表现风格上则有些往朱新建的画上靠，即笔墨与人物造型都不再粗黑怪野，变得斯文、含蓄起来。虽然李津在这段时间的创作不是很成熟，也较少为人知道，但对他后来的艺术发展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1987年，文学界盛行“寻根”之风，受其影响，李津重返西藏进行了考察。但与他上次到西藏感受到的粗犷、宏大、磅礴不同，此次他到西藏，更多感受到的是藏文化与汉文化的不同。回到内地后，他根据自身的感受，用几年的时间画了一套名为《光环》的工笔组画。这组画受了些藏画的影响，加上融进了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成分，显得很有新意。艺评家廖文是这样评价《光环》组画的：“画面中浓重的绯红渲染出奇谲诡秘的超现实主义情调；山川被云所绕，从中映现出的光环中有漠然相对状的画家与妻子，做媚笑的红色三头人，呈古典妆式挑逗状的东方裸女，年老的僧人，受难的基督，以及争食的小鸡，连体的羊、鱼、青蛙、狗等。这种荒诞的梦幻色彩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心理幻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商品化的大潮猛烈冲击着原有的文化秩序，以往的一切，特别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着拜金主义盛行、畸形消费泛滥、浮躁情绪蔓延，李津深感新出现的一些价值标准与人的生存状态是完全违背人类本性的，因此，他这时的绘画很自然地涉及了两个题材范畴：一个范畴表现了处于现代消费中心的人，如用工笔方式画的“花伊人”就表现了时髦女性的摩登生活方式。画面的处理，包括人物的造型、线条及色彩的安排都隐含了人文的批判倾向。批评家李毅峰认为李津以“动荡与变幻的时代女性的心理变格来从深一层次表述那种难以捉摸、把握不定却又时时出现在意识或观念里的理想，或可称为一种矛盾的欲念”。他的一些作品甚至还涉及到了同性恋的敏感问题。另一个范畴表现了坚持人类本性而拒斥现代畸形消费文化的人。去年我到天津，他向我介绍说，他的后一类画，基本是对自我生活的体验，目的是想强调存在于现代都市中的悠闲气氛，如《夫妻恩爱图》、《逗子图》、《种花图》、《闲坐图》、《洗头图》、《洗脚图》等等。李津近期的作品在图式及造型处理上明显受了传统木版画的影响，北方特点很强。批评家栗宪庭认为，李津近作的高明之处是能够真实地面对世俗的感觉，这使他能够将传统的笔墨表现方式与造型方式进行合理的转换。如果说他的近作具有极强的当代性，原因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