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铜猪首

 　　自从2000年保利集团斥巨资购买了流失在海外的3件圆明园铜兽首以来，国内便掀起了一场“国宝回购热”。不少外国媒体的报道都见证了中国新富在海外为回购国宝一掷千金的气魄。据一家日本报纸报道，在去年12月大阪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150名参加者中竟有90%来自中国。由于中国买家的加入，很多出自中国的拍品接连拍出天价，据全球著名拍卖行佳士得的英国拍卖场记录，仅2005年上半年，中国商人的交易金额就破纪录地突破了9.1亿英镑(约合132亿人民币)。

　　当代美术史论家林树中曾经形象地将文物比喻为候鸟：当一个国家虚弱的时候，很多文物会流向海外，而如今中国强大了，社会稳定、财富激增，正所谓“盛世兴收藏”，从这个角度看，国宝回流是很正常的现象。

　　多数被购回的中国国宝都是因为战乱而流失海外的，在很多人心中，这些流落他乡的珍宝已经成为中国百年耻辱历史的缩影，很多国宝收藏者正是在这种爱国激情的驱动下才屡屡出手。回购国宝本是完璧归赵，令国人欣慰，但回购国宝绝不仅是拍卖场上一锤定音后的扬眉吐气，国宝“回家”以后的一系列问题更不容我们忽视。

　　可以说，保护文物对财力、专业知识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于字画、青铜器等稳定性比较差的收藏品，如果保护工作做得不好，难免会使这些传世之宝受到损坏。以大英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雇佣了将近50名专家专门从事展品的修复和维护。其中一件展品，希腊花瓶，就是这些专家从数千枚由深海打捞出的碎片里，经过挑选拼接而成的。对于书画作品的保护，大英博物馆还成立了专门负责装裱的部门，以针对每一件艺术品研究出最适合展出、运输、储藏的某种装裱模式。

　　正是因为类似的问题存在，才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出于对国内艺术品收藏硬件的担心，国外的一些华人收藏家将手中的中国文物捐赠给了国外的博物馆。现在有很多人主张号召民间资本收回国外博物馆的中国展品，但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国内很多收藏者都是搞企业出身，做收藏可以说是“半路出家”，他们是否能承担起保护国宝的重任让人不由得有些担忧。

　　在回购国宝的人当中，不乏看上了海外国宝投资价值的买家。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很多从国外购回的国宝经过炒作身价翻番，又在国内拍卖市场被重新出售。记得曾经有一部文学作品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古董商人购得了两块玉珏，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位商人当众砸碎其中一枚，另外一枚因为成为了仅存的一块，身价暴涨，甚至超过了原先两块相加的价格。虽然文学作品有杜撰和夸张的成分，但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文物遭遇金钱利益时的尴尬处境与悲哀。其实，被购得的国宝能否得到完善的保护，能否为普通的民众所观赏，才是最重要的。

　　去过大英博物馆的人可能都会感到有些惊讶，在这样一个收纳了世界无数珍宝的博物馆里，绝大多数展品竟然能够供游客免费参观。虽说其中很多展品的来历并不是那么光彩，甚至隐藏着许多民族痛苦的回忆，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许多珍宝来讲，与其成为某个富翁家中百宝阁上的一件装饰物，倒不如放在这里供平民大众观赏。

　　“国宝”之所以堪称一个“国”字，是因为这件艺术品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积淀、一个民族风骨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购回的国宝不能完全属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国宝收藏者买到的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份对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责任。收藏家王世襄曾经说过“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在这位收藏大家看来，收藏古董的乐趣不在于占有，而在于研究和欣赏。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这8个字可谓道出了收藏家的最高境界。上个世纪30年代，国内也曾掀起过一场“收藏热”，在一些收藏家的努力下，很多国宝在战乱的年代得以保全。解放后，其中的代表人物、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所收藏的多件珍贵作品捐献国家。我们期盼着，今日“国宝回购热”中也能涌现出一批私藏为公的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