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来一直是各个人类群体投射自身理想的精神空间

黄岩（以下简称黄）：现在中国美术界已经进入一个策展时代，你2000年策划的“人与动物”、“异常与日常”展览，已经触及到中国当代社会变革方方面面的问题，你这次在广东美术馆策划“虚拟未来”展，跟你前几个策划的展览在方向上有一些差异，能具体谈一下吗?

顾振清（以下简称顾）：现在国内的展览和我以前做的展览，反映了一种事实，大家都在根据经验考虑问题，目光围绕着现实生活、生存体验、身体资源打转。我们鼻子底下的那些近距离的经验正在阻挡我们的视线，阻挡我们超拔于日常生活之上的形而上思考。我策划《虚拟未来》展是想拓宽一种思路，把艺术跟我们的精神追求，跟未来几百年，甚至跟人类的最后命运，这些比较远的问题发生关联。我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超离自身经验，超离当下艺术现实的思考。这个展览策划的要点就是跟现实拉开距离，让艺术家的想象力解放一下，去触及一些飘逸甚至缥缈的幻想。让艺术家在无限的时空中神游四方，追求一种天马行空、忘乎所以的境界。否则我们考虑问题总是受到现实情景的规定和覆盖，不能跳出思维惯性的“三界外”。

黄：很多策划人一般都是从社会学这个角度来关注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我感觉你这个未来的概念提得挺有意思，是不是“未来”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纯科幻概念，它还包容很多文化概念的因素?
 
顾：的确有精神的、文化概念在里面。未来对我们来说总是和理想发生关系。比如说我们以前幻想未来，是对未来有所期待。这种期待也是一种希望。多数人只要有了希望，就能在精神上振作起来。那么未来的一切真的就可能握在手上。这种希望包含的传统逻辑思想就是“明天会更好”。只要时间还在流逝，社会一定是一步步向前发展的。只要不是去日无多，人们出于思维习惯，对未来总充满着光明的憧憬。有时这种憧憬就是人们捱过现实苦难、战胜当下厄运的精神支柱。未来也是对现有文化的最大挑战。一些风行于世、并且改变了人们世界观的哲学思想，由于没有预见到未来发生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而最终备受冷落。未来的真切存在使得人类不得不准备多种解决方案来应对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巨大差距。愿望有时是将要实现的未来，有时在近期内却是一场空想。返观人类文化史上的大同社会理想，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东方极乐世界与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几乎都早就把未来定格在超现实的精神层面上进行谈论。在文明时代，未来一直是各个人类群体投射自身理想的精神空间，是逆反于民族文化寻根意义上的另一个人类的共同精神家园。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对完美社会形态的不懈追求以及为理想真实付出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一笔丰厚的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虚拟未来，当然也是为了重新梳理这笔财富，把理想光芒的接力棒抓在手上，驱赶物欲主义的迷雾和现实境遇中的虚妄满足感，驱赶浅薄短视的文化功利主义。虚拟未来，也会使我们在想象中获得更高的理性。

黄：能否谈谈你的未来观？

顾：我的未来观与美国科幻片中惯见的未来场景差别很大。其实，一个人的未来观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童年时期，几乎人人都有个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希望未来怎样怎样。长大以后，我们血气方刚，努力实现各种希望。虽往往会引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但雄心依旧。但到了中年以后，我们渐渐感到挫折带来的伤害。年龄再增长，体力的与记忆力的不济，已难以否认与掩饰。在信仰危机之前，我相信人会一步步向前走，会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是一种乐观向上的青春期世界观，当然不错。但如果这种信念一成不变，就会演变为机械进化论的一厢情愿的妄念。有了独立思考、判断的习惯之后，我开始变得现实。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成长向上的时候，也必然有精力衰退的时候。所以，盲目地装点未来、拔高未来是不科学的。社会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也往往伴随着某些不平衡现象或退步现象的发生。不同年龄段的人看未来的态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乐观，有的人悲观，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未来观。今天的人们看重现实，不像以前狂热时代那样，盲目认为未来只会更加灿烂、明天只会更好。根据审慎的历史观点，我意识到，未来几百年，地球不会是一个完全改观了的世界。今天现实中的许多景观、许多人文因素可能会一直保留下去。如果仅仅展望今后一百年以内的未来，那么，这一将来时间段中的世界就不会是一个非凡得超出我们想象力的世界，许多地方与今日世界相比不会有太多改变。但我可以想象到，在不遥远的未来，好多动植物会不可避免地灭绝，好多被我们人类破坏的环境难以恢复，有些自然资源永远不会再有。这些问题增加了我们今天对未来的担忧。今天我们的态度的确比以前更严肃一点、更保守一点，但立足的是更客观的视野。

二、每次思想腾飞都从现实空间起跳

黄：你说的未来，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未来，一个是精神层面的未来，这两个未来一直成为人类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成为造成人类灾难的根源，是不是这样？

顾：肯定是这样的。当精神在未来的取向上得不到皈依感的时候，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因为物质性的未来比较看得着的，而且完全可以有形有色地虚拟出来。欧洲的乌托邦思想传统中的一部分其实发端于对现实社会缺陷的填充和弥补，每次思想腾飞都从现实空间起跳，又跌落到虚拟空间阴影下的物质化窠臼。结果是凡对未来事实的虚拟越具体、越有条理，就越多误区和笑柄。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艺术讴歌过技术飞跃时代物质更新对人的陈旧观念和传统文化习性的荡涤，但这种艺术想象是顺应机械性逻辑思维的结果，只能使艺术家放弃艺术而走向极端。一些著名的未来主义艺术家最后投身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事实，的确令人警醒。精神层面上的未来有很浓厚的乌托邦主义色彩，无限壮丽的未来梦幻曾让无数人怦然心动，曾成为人们为共同的美好愿望不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并以此克服碌碌无为的动物性生存的悲剧。乌托邦给人带来的精神寄托确实也鼓舞了历史上的几次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迷狂，而社会性的集体迷狂只能带来灾难。欧洲的文化先觉如小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就用虚构的未来故事反击了一味煽情的乌托邦主义狂热。还有《1984》等小说，尖锐地披露了一个压制人性与精神自由的反面乌托邦社会，从而提醒人们注意到乌托邦梦想的两面性和可怕的极端性，这种极端性便是源自机械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素。所以，对人类未来文化的思想积累，我们也应有一个清理与扬弃的客观态度。

黄：这可不可以说是后未来主义？

顾：反乌托邦的尖锐声音听来刺耳，但的确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一味美化和朝拜。今天我们再来看待未来，已经可以跟“步步高”式的机械进化论逻辑联想保持距离，也没有了以前的理想主义教条。我们考虑未来，可能会把未来的那个时期负面状况考虑在内。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警惕感，有一种为我们的子孙万代着想的危机感。

黄：谈到为子孙后代着想，这是我们中国谈未来的一句惯用语。我也考虑过中国社会与未来的关系，我们这么一个以传统的农业社会模式为主导的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似乎一直和未来社会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你提出的“虚拟未来”，在本土社会中是不是也有一个文化针对性？

顾：“虚拟未来”的文化追求必会触及我们民族未来文化的遗传因子。中国长期处在农业社会，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人们关注眼前的物质生活，过日子，维持生计。这种谋生的压力压倒了人的对未来的梦想和期盼。活着本身成为生存的第一要义，无所期盼也要照样活下去。这种人生追求在封建社会的盛世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小富自安的满足感，而未来的目标无非是保住已拥有的富贵太平。除了一些贤哲外，注重实际的近距离的草民目光很难对历史和未来具有穿透力。鸦片战争后，民族危亡的危机与救亡的努力贯穿了整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时期，现世的痛苦造成人们对改变现状的急迫心理与对空想的精神依赖，许多有进取心的知识者都成了不能免俗的梦想家，他们将未来社会涂上辉煌、夸张的神话色彩。谭嗣同、康有为的关于大同社会理想的阐述也正好印证了这种集体性臆想。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史还是民族危机史，所要解决的仍是一个民族生存的问题。新中国的建立，给人一种扬眉吐气的民族自信与希望。中国本土社会经过新颖社会制度的格式化改造，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紧急浮出，大跨步地向理想主义未来跃进，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等理想在社会上迅速而广泛地普及，未来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同时射亮了我们的全部精神空间。

黄：新中国时期的宣传画、油画、版画上常常绽现着百姓与儿童的笑容，很多笑容似乎都是憧憬未来时被梦想催化出来的，是这样吗？

顾：他们的笑是传达的是一种精神喜悦，与我们今日普遍感受到的物质享受与愉悦是不同的。他们的物质生存处境欠佳，衣服可能是粗布的，吃的是粗茶淡饭，但他们的思想是完全和未来接轨的。他们在想中国卫星、飞船上天后是什么样子，四个现代化实现以后是什么样子，若干年以后实现共产主义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直在兴奋地憧憬这些美妙的情景。这种理想主义充满了新中国期间数代人的心理空间，使得他们眼前的生活内容的苍白、物质的匮乏变成了一种过眼云烟。现实的东西是会过去的，而未来是实实在在的会到来，我们一步步走向未来的话，我们一步步走向光明，所以眼前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掉，所以人的那种笑容，都是一种典型的未来主义笑容。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为一种虚假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