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以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这是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篇末压轴的几句话。这个小故事似乎是想点题，点出口述的主人，“最后的儒家”那种乐观主义的，积极进取的人生理想。

　　这几句话让我想到了《界内界外》的展览。

　　如果说，古典艺术，现代主义艺术都十分强烈地关注这个世界好不好的问题；那么作为当代艺术，《界内界外》的关注点则是：“这个世界怎么样？”

　　问题变了，作品的观念就变了，作品的方式也变了。

　　关注这个世界好不好？它的作品形态势必强调情感态度、理想主义、伦理主义；强调作品内容的善和形式的美。

　　关注这个世界怎么样？它的作品形态则需要重新丈量个人与世界的距离；重新调整个人看世界的角度；重新评估我们已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重新寻找如何呈现这个世界的新的方式……。

　　于是艺术可能变得不像是艺术，关于艺术的界线也变得模糊，我们不清楚我们是站在界内还是界外，因为，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界线的时代。

　　近些年，关于艺术终结的说法不绝于耳，这使我们想起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冷战结束以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把西方的乐观主义的情绪推向了顶端，历史似乎正在证明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胜利。

　　然而有学者则指出，历史的终结只是一个大胆的希望，认为人类的冲突就此结束了。但是，早有思想家，例如弗洛伊德就从人性的角度指出，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因为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而任何文明都是以阻挠人的本能驱动力为代价的。

　　事实上，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局势，轻易地粉碎了福山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因此变好！

　　回到艺术上来，一些艺术的确正在终结的事实和一些艺术实际上并没有终结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相互矛盾，但是仍然充满活力的艺术景观；这种背景为当代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开启了契机。

　　“界内界外”如果用传统的尺度衡量，它们的大多数只能称之为不是艺术的艺术；它的作者大多数并不是职业的艺术家；但是它们存在的最大价值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眼前的这个世界的最直接的信息。

　　当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喜欢还是厌恶；是批判还是捍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这个世界怎么样？

　　在《界内界外》的展览中，我们看到了参展作者的不同身份：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设计师、摄影师……。针对“这个世界怎么样”的问题，这种人员组成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种组合面前，我们发现人为的界线的确是消失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种界线的消失，而失去对这些作品的兴趣。

　　在这些五光十色，形态各异的作品面前，我们发现作品的形态如何是第二位的，而智慧成为第一位的；如何判断是第二位的，而如何呈现成为第一位的；审美是第二位的，而观念成为第一位的……。

　　摄影师的作品把我们直接带到了视觉的现场，它让我们知道，因了视点和机缘的不同，摄影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观看；设计师的作品则是在自己工作方式的基础上，让智慧溢出实用的边界，让我们对设计的可能性有了新的理解；规划师和建筑师的作品在这个展览中的意义也许并不是让我们知道一个房子应该如何设计，城市的空间应该如何安排，重要的是转化，是建筑和规划方式背后的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最困难的也许是那些画家和雕塑家了，他们面临最大的压力，如何他们不能以最大的的智慧来回应当代的问题，首先终结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我一直相信当代艺术是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人文指标，它标志着一个城市的创新性、想象力、包容性和多元化。

　　“界内界外”是根植在深圳，以深圳本土艺术家为主体的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展，如果把它看作是深圳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展览，也许是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