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中央美术学院
时间/2006年4月8日
采访人/马学东
被采访人/皮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讲师、策展人、批评家）
3月，在德国首都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一场名为“中国——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中德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拉开了帷幕。此次文化交流活动是由柏林世界文化中心牵头主办的，并得到德国和中国文化部支持。活动的主题名为“文化记忆”，活动周期为一个月，内容涵盖文学、戏曲、音乐、歌舞、歌剧、电影、展览等几大板块。3月23日至25日这三天举办了有关“文化记忆”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充满争论性，对我们了解当代艺术的相关评价系统与展览体制有所帮助。为此《东方艺术·财经》对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的著名策展人皮力先生进行了访谈。
《东方艺术·财经》：请您谈谈前一段在德国参加的“文化记忆”研讨会的情况？
皮力：我3月23日在德国参加了题为“文化记忆”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邀请的人范围很广泛，其中包括了来自文学、戏剧、电影、戏曲、音乐、展览等领域的人。这个“文化记忆”研讨会涉及的范围是跨领域的。
《东方艺术·财经》：那么展览这部分主要探讨的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皮力：展览这部分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巫鸿先生策划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过去和将来之间：中国新摄影，新录像艺术展”）而展开的，这个展览是一次巡回展，从美国到欧洲，前一阶段这个展是在伦敦，我们在开这个研讨会的时候，这个展览巡回到了德国的柏林，展览地点在柏林的世界文化宫。
《东方艺术·财经》：主要谈了什么问题？为什么选择围绕这个展览展开讨论？
皮力：我们主要谈的问题就是对之前策划的一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反思，反西方中心主义这样一些话题，这两年以来国外做有关中国的展览的数量开始逐渐地增多，中国的展览在国外也比较火，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所以我们借这个研讨会的机会进行一下反思，目的是看一下中国目前展览的关系和逻辑有没有什么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应该重新反思一下所谓中国策略到底是不是很有用。巫鸿策划的这个“过去和将来之间：中国新摄影，新录像艺术”展览其实在德国引起的争议也是很大的，许多媒体都普遍认为这个展览其实是用一个美国的模式进行操作的，你知道美国和欧洲经常是互相“打架”的，这个展览用美国的模式来概括关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实际上深度是不够的，其实美国模式是很表面化的。
《东方艺术·财经》：能简单介绍一下巫鸿策划的这个展览吗？
皮力：这个展览题为“过去和将来之间：中国新摄影，新录像艺术展”，2004年首先在美国的纽约举办，展出的作品主要是以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摄影、录像作品为主，这个展览的规模很大，参加的艺术家大约有60位，130多件作品，作品的时间跨度是从90年代到现在。
《东方艺术·财经》：那这种模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皮力：实际上现在西方都在强调用什么模式来对中国目前的当代艺术进行展览策划，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我们常规有两种模式进行操作，一种是比较传统的模式，另一种是现代的模式。今天的中国是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实际上来讲，我们的这个“现代化”的概念其实是一个西方化的概念，我们一直也是在朝着西方化在转变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民俗化的中国形象，比如说什么小脚女人哪，像洪浩、洪磊他们的那些作品。另外一个模式就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这样一种模式。中国20世纪艺术整个发展变化是在西方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文化本能产生反应，产生反弹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目前解释中国展览的两种模式。那么现在这两种模式在目前受到的挑战都比较大，其实这两种模式说到底还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框架的，德国的媒体对这个展览不是非常赞同，所以说，现在所指的美国模式就是这样一种模式。相对于美国来说，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更深，美国对于在美国之外发生的事情的反应往往是最慢的，而像巴黎、柏林等这些地方反应要快得多，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移民是特别多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究竟有没有一种新的模式能够超越以前的两种模式，用这种新的模式来概括中国的当代艺术状况，其实讨论这个问题跟收藏有很大关系，这个新的框架确定以后，我们就能够知道该收藏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了，不同的框架最终导致收藏的清单是完全不一样的。
《东方艺术·财经》：主要是在讨论这个新的框架会是什么样的？
皮力：没有，其实我们主要探讨的是针对以前的那两种模式进行的批判吧，进行反思。你给人看到的是一个很民俗化的中国和一个很政治化的中国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两种模式是不能够概括中国目前的全貌的。
《东方艺术·财经》：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记忆”，那么您觉得西方人对中国目前的当代艺术反应是比较敏感吗？
皮力：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以外的区域想完全接受或者是完全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都是不太可能的，存在文化上等很多方面的原因。所以，他们在理解上肯定会有很多问题，你不可能指望他们像对中国人的了解一样来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我想如果他们理解的与我们完全一样那也就也没意思了，但是他们在柏林举行的这个有关“文化记忆”的研讨会实际上是有另外一个背景的，就是在东西德国统一了之后，柏林墙拆了之后，原来的西德（联邦德国）把原来东德（民主德国）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建筑全部拆除了，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对共产主义的记忆给抹掉，这个事情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建筑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当时东德有一个类似于中国的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建这个建筑物时是把德国以前一个很古老的神庙给拆了，然后盖的那个建筑，所以后来在统一之后政府就要把东德的这个建筑给拆了，重新恢复成神庙。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了很多年，但最终还是拆了。所以，他们谈到的“文化记忆”主要谈到的是他们自己的这些问题，主要讨论的是关于人记忆的方式，他们更多的谈到的是我们记忆的机制问题，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把什么东西记忆下来，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把什么东西忘掉。比如说美术馆，博物馆其实也就是储存文化记忆的地方。
《东方艺术·财经》：您主要谈的是什么问题？
皮力：我主要谈的是海外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和接受的问题。
《东方艺术·财经》：那您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目前是怎样接受和理解的呢？
皮力：我觉得还是他们对中国的艺术更多的还是认为这些是异国情调的东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刚才我说到的民俗化和政治化的一些作品，还是这些东西偏多。他们对中国政治化的东西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德国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的社会主义背景，从历史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到后来的东德和西德的分裂，再到后来的东德和西德的重新统一，这些历史是他们心理上的一个阴影，这个是没有办法抹去的。对他们来讲，一些中国符号很强的作品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其实还是对符号的理解，而并没有进入到更深的层次。
《东方艺术·财经》：巫鸿先生策划的这个展览符号性很强吗？
皮力：巫鸿先生策划的一些展览的符号性都比较强，主要是比较容易被识别出来。
《东方艺术·财经》：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来谈谈参展作品的符号性？
皮力：比如说盛奇的那个切手指的作品，那个作品符号性就很强，我觉得那个作品是一个很政治的符号，还有宋冬的除夕夜在天安门广场哈气的行为表演的摄影作品，就是一个民俗化的符号了。
《东方艺术·财经》：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还有哪些策展人？
皮力：有侯翰如、我、卢英华等一些策展人。
《东方艺术·财经》：那么其它策展人对目前的这两种模式有什么看法？
皮力：其实大家的态度是比较的一边倒，就是认为以前的两种展览模式已经有很大的局限性了，现在所要做的工作是要寻找到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不再仅仅聚焦在中国，而是聚焦在个体艺术家的具体创作上，应该更看重艺术家的个体发展，而不是局限在把中国当作一个大的概念来使用，所以我们觉得要寻找到一种新的模式，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