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70年代末的“星星画派”成员，1990年代前卫艺术杂志《黑皮书》、《白皮书》和《灰皮书》主编， “中国艺术文件仓库”艺术总监，2000年 “不合作方式”的策划人，2008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馆中国顾问。
付：作为艺术文件仓库的艺术总监、展览策划人，又是一个艺术家，在多重的身份下，你如何看待一个当代艺术展览的功能？
艾：展览只是一种媒介，它所表达的无非是策展人、不同的艺术家到这里，还有评价的文章，引起媒体的反映，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它必须是一次社会上的文化事件。一定要像“划痕”一样，留下一道“伤”，否则做展览没有什么意义。它应该是一个很主动的文化态度，表白一定的立场和观点。一个艺术家只画了一张画，和把这些画放在一起，是完全不同的行为，把一百个艺术家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作品已经不只是单一被看的形式。人们会形成一个社会层面的思考，会认为它是时代发生的一个特征。
一个艺术家不必非要做展览，一个艺术家可以通过自己书写，谈话交流，甚至可以通过沉默来完成，做展览真是一个太愚蠢的方法了，把画布绷好，灯光照好，挂在那里，哪天开幕式大家来看，我觉得那是很可笑的一个方法。
做画廊的目的是我不费太大力气的情况下，让我所喜好的艺术有机会在那儿挂一挂。但是它不必是这种形式，比如我开的画廊就没有开过我的个展，我到目前为止，我48岁了，只在去年做过个展。我的个展开幕式我都不愿意去，那次是因为东西太大，我不去人家没法装上去，所以才去了。在美国个展开幕式我都没去，没有必要按照社会的要求的方式去生活，你还是一个艺术家怎么能想到按照大家常规的方式去行为呢？
付：看了你在《南方周末》上对上海双年展的评价，你认为它是国内比较好的当代艺术展览吗？
艾：相对来说比其他要好一些，但上海本质上是一个对文化没有兴趣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左的社会，它只是用双年展作为一张名片来表达他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上海双年展三次我都在上海，可我永远不会去看，我对官方展览没有兴趣。每个人都可以表现自己的偏激，我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很简单。我就不信中国没有这样的展览会影响中国的艺术，不可能的。我不认为他们的做法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任何的帮助。
付：近年你一直忙于建筑设计领域，那么去年问题比较大的首届中国建筑双年展你如果看待？
艾：建筑双年展当然有很多问题了。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一个属于全民的资源把它轻易的出卖给了一个个人或单位，而这个个人和单位不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资源，造成了一次浪费。根本没有钱，连美术馆的租金都没有，操作不规范，策展的质量水平是否能达到，张永和、崔凯他们离开也是出于对自己的一个控制，如果我参与这个事弄坏了怎么办？
像中国这样一个建设的时代，建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问题，是中国一个新文化和政治、权利、经济的一个总的改革和变化，它所涉及到的层面是非常庞大和丰富的。这个展览的主题可以探讨某些类型的建筑，比如说中国怎么解决这么多人的住宅的问题，比如说集合型的住宅，高密度住宅，低造价住宅。但是根本没有任何人对这些东西有兴趣。一个交通部门把一条路修坏了，肯定审计署要查他。那么文化部把一个展览办坏了，为什么没有人来查他？关于中国建筑双年展这样一个重大的资源毁掉了，展览的品质没有人去检查，到底你这个展览有什么学术上的成果？它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性的操做。
付：目前当代艺术大展面临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艾：第一个障碍就是人们普遍的有一种自我审查。很容易就会听大家说，“这样会通不过的”，但这是一个误差。有没有这个官方体制存在？这是个问题。可能这个官方体制已经离开很多年了，你都不知道，你还是想着，一出去，这一棍子就打下来了。展览不就要引起文化的问题吗，不就是为了刚产生的有特殊性的文化和原有的比较保守的文化的交流批判吗？你可以削弱这个，如果你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和谐，那你为什么还要展？
另外就是没有独立的策展人制。比较好的展览必须是由非常个人化的人来做，才能非常明确的提出个人的态度和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展览不能够形成一个明确的艺术上的观点，那么这个展览本身就不应该被呈现。
付：那么这个个人化和社会性会不会有一种冲突？
艾：发光的石头和沙子如果不产生冲突，它就是沙子的一部分。个人化只有跟社会化产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化才成立。社会必须有许多产生冲突的个人化，才有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否则就是一滩死水。
付：但是最个人化的东西同时又是拒绝交流的。
艾：拒绝交流本身也是一种交流。你是反社会的，是拒绝社会的，同时你正是社会的一部分。有反社会和拒绝社会的存在，这样的社会对于我来说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个人绝对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
付：你比较满意的当代艺术的状态是什么呢？
艾：我觉得当代艺术一定是人性解放，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觉得人权、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当代艺术不重要。这个人权是人有思考、行为的权利，有非常个人化，伤害自己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愿意通过自己个人的实践去满足无论说是美学，或者其他方面的愿望，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可以。那么在其他领域里，显然没有在艺术领域里，给人这么宽泛的一个可能性，这是我对当代艺术有兴趣的地方。
付：当代艺术展览由地下走到台上，你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艺术的性质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者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艾：我觉得没什么状态，跟几年前比并没有任何建设，可是很轻易的浮出水面了。有的能买了，有的到处能发表了，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总的情况下，商品化和公开化是对现代艺术消解。中国当代艺术从一个不合法身份，走到了现在的状态，实际上跟今天的社会生活的关系是很弱的。今天所发生的社会现实，实际比艺术强烈得多，它不匹配。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新的当代现实不同层面上有所参与，它的美学，提到的问题，应该走在同时期社会的前沿，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特征。
付：那么对当代艺术的市场化，你如何看待？
艾：政治化和哲学化在艺术里一直是不被人喜欢的一个词，在当代艺术史中如果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仍然政治化或者社会化是一个比较贬义的词，更希望看到的是纯艺术，这个艺术不再有明确的含义，为什么抽像绘画在绘画当中仍然买的非常好，它的广泛的可被接受性，不同宗教，不同背景的人接受性最大，稍微带有政治学背景的画在拍卖中向来最差。
现在卖得最好的艺术家们，不是纯抽像的绘画，但是带有的抽像含义非常重，绘画感、材料的质地、品质、厚度，这些语言永远在他们画的评论里，然后又带有某种知识分子含糊的意味在里头。因为绘画一直是被有钱人收藏，有钱人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虽然不是最好的世界观。博物馆也喜欢体现出这种带有某种精英的品质，视觉愉悦，同时说不清楚，又让人觉得不是没大脑，好像有更神秘的含义，就是这种特征。
付：作为一个经常被媒体追问的酷评家，你如何看待展览之后的艺术评论呢？
艾：这种评论显然只有三种选择，说真话，说假话，不说话，说假话是最次，你可以选择不说话，说真话最优秀，但你要付出代价，所以大多数人都不说话。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才是正常的，要是憋着呢，就自己难受。尽量说真话，可以少说话，只有在说真话的时候，你的生命才赋予了含义，你才是你自己，这不是利益的问题。你看到一个东西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时候，这不符合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多数人把真话和假话作为一种交易，哪个更有利，这时候已经不能说真话了，因为不理解什么叫说真话。中国人的生命力不强，所以中国人才会走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全是这种我觉得很糟糕的处世哲学。
我觉得做事情要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确定了你是谁，倒是不说这个原则会给你带来了任何好处，仅仅是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还含糊，那就没希望了。人有一个理想的境界，这个东西别人不能碰。生活已经很惨了，你理想的境界还有人来糟蹋你，那生活质量就很差了。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一个眼神，一件小事都会很在意，这个社会能坚持自己的东西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