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湖北美协
在美术界，不少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批评家。其实从小我就渴望当一个画家。而且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也付出了很多年的努力。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我参加了几届全国美展信心大增后，我却为提高修养而糊里糊涂地走上了当批评家之路。真有点“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味道。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陈方既老师对我的人生转向起了极大的作用。另外，我还觉得，在冥冥之中，总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把我拉向美术批评。这也许就是我的宿命吧！
1984年，也就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创作的中国画《在知识的海洋里》荣幸地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随后，应《湖北美术通讯》主编陈方既老师之约，我与几位参展的作者都写了创作谈。当时我是用“生活决定创作”的反映论模式谈了我创作的过程。内容无非是说在图书馆看到一个小孩找书的情节，不禁令我想起了读书热的大潮等等。没想到方既老师看了稿件后，竟然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也许他不过是要鼓励一下我，我却当了真。随后又结合一个湖北美展写了一篇文章寄到湖北美协。结果我的文章不但刊登在了《湖北美术通讯》上，还使方既老师产生了要调我去湖北美协的想法。那是一个风气纯正的年代，很少有大学生为找工作去找熟人、送礼品的。
大约是在毕业前，并且是在一个美术展览的座谈会后，方既老师在了解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后，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到美协工作。我是想也没想就满口答应了。当时的我，对于美协的工作性质一点也不了解。只是天真地认为，到了美协就可以成为专业画家，还可以有更多时间和条件画画。
本来，在大学毕业后，我应该直接分配到美协的，但因为湖北美协未能与相关人事部门协调好，所以我的档案被错投到了武汉一家中专。这使得我在毕业的两年之后才正式调入湖北美协。从此，我便与周韶华、鲁慕迅、陈方既、李世南、聂干因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工作、生活在了一起。出于崇拜他们的原因，我努力在各个方面模仿他们。一方面学习他们的勤奋作画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学习他们对理论的钻研精神。久而久之，我居然对理论真还产生了一点点兴趣。
在美协，我被分了在创作研究部工作，主要是协助方既老师编刊物、组织研讨会、整理各种座谈会纪要等。方既老师是一个学养高深、心地善良的人。年轻时曾在国立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先生，解放后不幸因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曾卓等人是青少年时期的同学、朋友，而被打成了内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影响分子”，并被“控制使用”。他还告诉我，在他下农村劳改时，他烧了所有藏书，一心要使自己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在彻底平反重获新生后，他是废寝忘食地工作，以夺回失去的年华。晚年，他主要从事版画、书法创作及美术与书法理论研究，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在这当中，书法理论研究犹为突出。如今，他是书法界公认的学术权威。每当谈及他的人生经历，他从不怨天忧人，反倒用自己的经历提醒我要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力争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可以说，跟随他工作的几年，我相当于是他的专职研究生。因为，他从不单纯地让我干一些日常性的工作，总是结合实际工作经常给我具体指导，然后开出若干书目给我读。隔一段时间，他就要与我讨论某些创作上的问题。明明是他给了我很多，他却总说与青年人交流让他很有收获。他的谦虚，还有他的豁达，实在非常人所及。有时他还会给我讲如何做人的道理。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我视他为终身的良师益友。至今，只要有机会我总要去看望他，对于他，我干任何事都是没办法报答的。
我与《美术思潮》
初到美协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还是在做着当画家的梦，那时的业余时间主要还是画画，即便是抽了些时间读书，也不过是为了提高个人的修养而已。记得上下班经过画家周韶华住的小洋楼时，我有时还想，一定要努力画画，以后争取当个大家，最好住上小洋楼。
1984年以后，有两件事使我花在看书上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第一、我的个人情感方面出现了一点问题。因实在难于安心画画，我常常去看书以使心灵得到慰藉。这是一个痛苦的反思过程，后来我终于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在家庭观念上深受传统影响的人，并不适合选择一个事业心与个性都很强的女性。于是我调整了择偶标准，生活也从此走上了坦途；第二、在改革开放以后，湖北美协从推动艺术变革的目的出发，创办了《美术思潮》杂志，而我又因工作需要，出任了该刊编辑部主任。正是在与一些优秀批评家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理论知识的贫乏，为了和他们成为谈话对象，我不得不更加自觉地看书。
与传统的美术刊物不同，《美术思潮》在十分强调艺术变革时，还及时介绍了国内外新的艺术理论与创作现象。这使得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了中青年艺术家与批评家的欢迎。《美术思潮》的主编是彭德，副主编是皮道坚。他们两人思想敏锐，富于探索精神，加上为人极好，具有号召力，所以一些当今在国内十分有影响的青年批评家，如黄专、祝斌、严善淳、李松等人很快便团结在了他们的周围。并形成了一个十分有效率、十分有趣味的集体。在这个集体里，大家整天谈的都是学术问题，于是，令我对理论有了更深的兴趣。
也许是因为缘份，我与黄专、祝斌接触得要更多一些。说实话，我之所以很看重他们，最主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有着许多文化人没有的豪气。相信凡是和黄专与祝斌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即他们总是把朋友的情义看得十分重。托他们办的事，他们一定会尽力办，没有托他们办的事，他们也会主动地办，一点不图回报。在他们眼里，朋友的事，再小也是大的；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的。每当看到那些尔虞我诈和极端自私的人，我都会由衷地感到和这样的人交往实在是人生的幸事。只可惜祝斌于2002年因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以往我回武汉，一个固定的程序是上祝斌家，与他聊天，如今他竟然离我们而去，这想起来都让人心痛。
黄专与祝斌都是十分有学问的人。实际上，他们都是我的理论老师。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记得他们当时不仅痴迷于贡布里希的理论，而且有意识地在运用贡布里希的观点写文章。受他们的影响，我也看起了贡布里希的书。说来也奇怪，以前，只要看大部头的书，我都会犯困，但贡布里希的书却令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他的理论——如图式修正的理论，情境分析的方法，以及具有历史感的问题意识都让我很是信服。在接触贡布里希之前，我对不谈形式、光谈观念的空头理论是深恶痛绝的，结果也滑到了形式主义的泥坑里。贡布里希给我的最大启示是，艺术的形式（语言）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内部问题，只有将其放在艺术史与现实文化的框架中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是把贡布里希的理论文章当作批评文章来阅读的——如他研究达·芬奇、拉·菲尔、康斯耐勃泰尔等人的文章等等。后来，我还把贡布里希的研究方法借鉴到了具体的艺术批评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我面对当代艺术时，又有意识地借用了巴特尔的符号学理论后，我才在某些方面逐步偏离了贡布里希的研究方法。
1984年，我的国画作品《我们这栋楼》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1985年，我的另一件国画作品《知音》也参加了“国际和平年青年美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受“理论热”压抑的画家梦又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一边画画一边写文章。祝斌见状告诉我：“一个人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出击，肯定难以取得更好的成绩。”他还对我说：“如果把工作与个人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你应该在理论研究上多下些功夫。”祝斌当时并没有完全说服我，但我却重新调整了画画与理论的关系。因此，自1986年以后，我已经基本是以做批评为主，以画画为辅了。不过，在1989年，我的国画作品《凉山印象》与《巍巍武当》还是分别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美展”与“全国科普美展”。有些人至今还在为我可惜，我自己有时也感到遗憾。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做一些有关画画的梦，我现在也不敢说，我的转向是否正确。但我完全可以说，搞美术批评让我结识了一些十分优秀的老师与朋友，仅是这一点就足够了。
我与《美术文献》
1987年，《美术思潮》停刊以后，我被调入《艺术与时代》编辑部工作。这个杂志一开始宣称要走高雅的路子，还强调要与时俱进。但由于从省里行政部门下来的一个外行领导担任了主编，而且制定了特别平庸的编辑方针，所以既不为专业人士所认可，也不为群众所欢迎。在很别扭地干了几年以后，我萌生了要调离的想法。于是，我便冒昧地去找了时任湖北美术社总编的贺飞白老师。
说起来，我与贺飞白老师是有缘无份。我一直很敬重他，他也似乎也比较欣赏我。1985年，他在组建湖北美术出版社的时候，曾经准备调我去，但因为我已经调到湖北省美协，只好作罢。听说我想去湖北美术出版社，贺老师很高兴。他告诉我，现在社里的进人指标很紧张，先不要急于谈调动，可先给社里编些好书，待以后有了指标，调动的事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还说：“你编过刊物，有一定的经验，可先策划一本美术刊物。暂以丛书的方式出版，以后有影响了再申请刊号。”
贺老师的话很合我意，回家我用几天的时间好好酝酿了一翻，待构思成型，我去找了时任湖北美术出版社画册编辑部的负责人刘明。刘明与我是校友，关系一直很好，联系甚多。谈到办刊的事情，两人是一拍即合。我把自己的想法给他讲了，他也补充了不少好的意见。那天谈得兴起，时间都忘了。还是他夫人打电话要我们去吃饭，我们才发现已是中午1 点多了。此后，在两人谈话基础上，我做了一份《策划书》。基本的想法是：每期刊物围绕一个学术主题选择6——8位艺术家；此外，为了突出学术性与文献性，不仅用了很多的版面介绍艺术家的作品，还开设了艺术家自述、批评家推介、艺术家年表、艺术家与批评家对话、图式背景提要的栏目。应该说，这样的操作方式在当时的全国美术刊物中还是没有的。《策划书》经贺老师与刘明修改后，很快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刊物最初定为由湖北美术出版社与湖北美术家协会合办。所以，两个单位的领导与个别批评家联合开了一个会。会议在湖北文联的二楼会议室召开。《策划书》的内容除了少有改动外，基本得到通过。但为了给刊物起个好名字却费了一番周折。起初有人提议叫《中部美术》，继而有人提议叫《美术大师》，最终定名为《美术文献》。会后，《美术文献》的编辑工作便正式启动，紧接下来，我与彭德各编了一期《美术文献》，版式由我的同学吕唯唯设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别出版了。这就基本确定了《美术文献》的编辑格局和个性。往后，个别栏目虽略有调整，但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动。
我与深圳美术馆
1993年初，就在我准备调往湖北省美术出版社的时候，一个意外事发生了，大约在4 月份，已经调往深圳画院的批评家严善淳，在一次回汉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去深圳工作，据他说，深圳美术馆正在找一个搞美术理论的。听到这样的消息后，我的爱人十分积极，在她的大力催促下，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去深圳试一试再说，并托严善淳带了一份简历到深圳美术馆。过了一段时间，深圳美术馆负责人在多方打听了我的情况后，决定让我试用一段时间。而在这当中，曾经出现一个很好笑的误会，即一位湖北美术学院的前领导竟煞有介事地告诉深圳美术馆的负责人，我与皮道坚、彭德打得火热，思想激进，是一个危险分子，还受到过有关部门的监视。这一说法差一点使深圳美术馆负责人放弃了调我前往的想法。后来经湖北美协两任领导唐小禾、鲁慕迅的解释，才得以澄清。当年７月，我只身南下，开始了在深圳的“打工”生活。
那时的深圳，文化氛围不是很好，加上我也不太习惯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外，所以，在试干了几个月以后，我向深圳美术馆负责人提出了要回去的想法。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深圳美术馆方面不仅热情挽留我，而且很快办好了我的调动手续。这就使我处在了极大的矛盾之中，为此，我几乎征求了所有朋友的意见，最后在犹犹豫豫的情况下，终于举家南迁。皮道坚老师告诉过我，在他决定要调往广州时，曾在阳台上抽了半晚上的烟，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一下子离开生活过很多年的故乡，一下离开经常来往的老师与朋友，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初到深圳美术馆，我的工作热情很高，我总觉得，人家如此重视我，就应该使出自己所有的力，正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是也。当时，我看了许多介绍国外优秀美术馆的资料，也很想在与国际接轨上干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发现，我的一些想法实际上并不为当时的领导所欣赏，他需要的是得过且过，再说他的主要兴趣是装修，这也使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为了摆脱这尴尬的局面，我只好改变了初衷。即在本单位的工作中尽力适应领导的思路，而在业余时间里则想办法在馆外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一段时间我是十分充实的，不仅出版了三本专著，发表了40万多字的理论文章，主编出版了6卷本的画册《中国当代美术图鉴：１９７９－１９９９》、4卷本的丛书《新中国美术经典：１９４９－１９８９》，还组织和策划了一些重大的艺术活动，如“国画改革20年学术研讨会”、《重新洗牌——当代艺术展》与第一届、第二届中国当代雕塑展等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上各种活动，我又接触了一些新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些朋友中，杨小彦和孙振华无疑是与我最相投，又对我帮助最大的人。这两个人与黄专、祝斌一样，是集学问、智慧、义气、责任感于一身的人。与他们交往，我受益非浅。换一句话讲，即使他们没一点学问，仍然是值得交往、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杨小彦于2000年举家迁往加拿大，而孙振华由于在深圳工作，所以，我与他的接触也就要多一些。好几年来，只有机会，我们都会在一起谈学术、一起策划展览、一起喝茶聊天，有时还会合作写文章。真的，在功利滔滔的深圳，更多的人是关心如何赚钱。能与这样的朋友经常进行精神方面的聚餐，实在是难得。
2002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我时来运转的一年，真有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感觉。第一是我评上了正高的职称；第二是在新任馆长王小明上任后，我的一些想法更容易实现了。也正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两年，我先后策办了“观念的图像”当代油画展、“图像的图像”当代油画展与“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等学术活动。还编辑出版了相关画册与理论书籍。2004年春节，我向王馆长打电话拜年时，感谢她促成了我人生的一个小高潮。她听后哈哈大笑，同时祝我迎来人生的大高潮。我当然希望如此，但即使不能遂意，也绝不会遗憾，因为我确实已经尽了力。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如今，我不但一点不知天命，就连批评上的许多问题也没搞清楚。我还要努力的学习下去、探索下去。只有这样，我才不至于和朋友们相差得太远。此外，我也很清楚，虽然我有很重的绘画情结，而且批评这个行当在社会上也不是很好听，但人在江湖，已是身不由已了。在此情况下，最明智的做法是热爱批评与献身批评。鲁迅说得对：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2004/2/26于深圳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