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丛芹（中国艺术研究院设计艺术学博士生，以下简称“李”）：吕老师，您在江西举办的全国工科院校设计论坛上所作的题为《人际和谐与中国生活方式——》的发言，以练达的表述，切中了设计的关键问题，引起与会者的普遍关注。您能详细谈谈您对国内设计状况的看法吗？

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吕”）：我认为，可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来检视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自下而上”地看，中国的设计需要“补课”。设计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一种特定的实践形态，据此而言，中国设计的发展是“跨越式”的，其速度非同寻常。在中国，“设计”这个东西几乎是在不与社会化大生产接触的情形下，一下子就从工业发达国家的高端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以至于我们目前的设计处于“高端”或者说成为一种“超越性设计”。但实际上我们的履历中少了一大段漫长而艰苦的“学习”经历，我们没有受过“启蒙教育”，“基础训练”、“生产实践”方面我们也旷了课。因此，对“设计”这个东西，我们一方面很熟悉——对我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只要会画画就可以上手；一方面又很生疏，生疏得连大众和生产商至今仍不很清楚设计为何物，生疏得连我们的许多设计师本身也不明白设计的目的何在？它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又用怎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要发展中国设计，要使中国设计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回身去“补课”，从最基础的“认字”开始，要认“设计”这个字，要明白其“字义”，掌握其“字形”，然后还要懂得它在社会化大生产语境中的语用学意义。无论我们的设计如今有怎样前卫的“主义”或“风格”，但带着“错别字”的“高端设计”总让人产生疑虑。初级课程必须要补，仅仅从“艺术”这个角度，是无法深入到“设计”中去的。

李：的确如此。设计与纯艺术既独立又联系。艺术潮流和风格或许可以影响设计形态的呈现，但不是设计的核心要素。如果不能深入理解现代设计的本质，就会不断出现不该出现的幼稚问题。而目前，这些问题却大量存在于设计和生产的各个环节，使设计形态暴露出许多瑕疵，如产品的形式与功能脱节、资源浪费等等。

吕：问题表现得非常多。我们应该掀开表皮，刨根问底，寻求解决的良方。从民国算起，现代设计在中国才不过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加快的工业化进程对发展设计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由此，我们的现代设计才算真正起步。而西方从19世纪就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大工业生产的产品形态设计问题，包豪斯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包豪斯所解决的不是风格样式问题，而是洞悉了机器的逻辑和规律，开始用机器的话语方式进行表现性思考，为适合机器特性的工业化产品生产找到了一种语言和路径。他们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后来，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设计流派，尽管有不同的风格演绎，但本质都没有脱开机器的逻辑和规律。就凭这一点，包豪斯也是不会过时的。等到我们接触到西方现代设计时，人家的“后现代”序幕早已拉开，设计形态和风格已非常丰富了，用白居易的一句诗来形容，就叫“乱花渐欲迷人眼”。在一种匆促和兴奋的“拿来”中，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接触的这些西方设计是属于“高端”层面。显然，我们“缺课”了，缺了大量的基础积累或训练。这个问题很普遍。《美术观察》2004年的装帧设计实验就遇到这个问题。设计者倾重装帧形式的概念性和颖异性，却在一些关键性的基础环节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现在的设计教学很强调“概念设计”，作为启发思维的教学是有价值的，但真正的概念设计不是耽于浪漫想象的艺术作品，更不是子虚乌有或完全纸上谈兵的东西。所有的概念设计最终都是可付诸批量生产的，只是因为目前的技术成本要求很高或考虑商业策略，不能立即批量投放到大众市场上去。我们的设计要走向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修补工作，包括基础教学训练、设计意识培养和设计基础理论建设，而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李：包豪斯推动了工业化生产，它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但包豪斯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还要重新面对吗？不也有许多人峻拒它的“大一统”、冷漠、单调和“非人性化”吗？

吕：问题不这么简单。一则，包豪斯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却没有解决；二则，包豪斯没有解决的问题，西方“后现代设计”包括所谓的“人性化设计”也还没有解决。因为“大一统”、冷漠、单调和“非人性化”等问题并不是出于包豪斯的设定，而是工业化机器逻辑和规律的使然。我们之所以要重新面对包豪斯，是要搞懂工业产品为什么会是包豪斯所描述的那种形态。其实包豪斯所涉及的本质问题是“如何用数学方式来描绘产品的形态”？因为机器语言是数学语言。西方现代设计的本质是数学，而不是那种一挥而就的感性的东西，它对一切形态的规划都是可以用数学公式加以量化表达的。如柯布希埃所言：“这些物品在深层的共鸣下包含着相似的数学曲线。”“一挥而就”是生命化的东西，它无法转化为机器语言。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现代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批判装饰，要抵制手工艺。因为手的介入，会带来很复杂的人性的东西，而为工业效劳的设计必须遵循机器的简化原则。出于手工思维方式的产品形态设计是无法进入机器生产空间的，当年莫里斯就为此吃了闭门羹。所以，我们的设计师要改变观念，不要把设计当画画当雕塑，而要按机器的要求来设计。当然，不是说手工艺没有价值了，手工艺有手工艺的价值，手工可以表达人性中那些最细腻、最丰富也最具韵致的东西，它可以在工业生产的“后续”环节中发挥作用。

李：针对目前国内关于现代设计的认识误区，您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适应“中国生活方式”；一是“从人机适合到人际和谐”。这两点既是对国内设计存在问题的拷问，也是基于本土生活和文化背景，对中国设计发展方向的一种总体把握。请您先就第一点作些具体诠释。

吕：目前，我们的设计太缺乏具体性、针对性、现实性，我们把设计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譬如“现代生活方式”、“实用性”、“人性”、“现代感”等等理解得太抽象、太平面化和概念化，甚至理解得有些幼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现实中的问题又总是很具体。举个例子，报纸上报道，一位女士因为买回家的意大利进口灶具不能聚火炒菜而要求退货，商场营业员认为没有质量问题而拒绝退货，以致双方吵得不亦乐乎。报道取的标题很妙，说是“洋灶头不认中国锅”。洋灶头的设计目标是应平底锅之用而均匀分布火点，所关联的是以煎烤为主的饮食习惯。中式炒菜用的是尖底锅，要求火苗聚于锅底。由此可见，生活方式不同灶具也不同。我们的设计师为国人设计时，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同理，若是为美国人或伊拉克人设计产品，就要分别考虑美国人、伊拉克人的生活方式。总之设计实践一定要有针对性。常闻一种为不负责任的设计开脱的言论，说是中国的烹调方式不科学，油烟太大，弄得满屋子很脏，不如西方人的无烟烹调干净科学。那么请问：我们的设计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逼人追随设计而“削足适履”？我们的设计师为什么不能设计出既保持中国烹调方式又让我们的厨房也干干净净的好炊具，而不是一味设计微波炉，非要让国人都改变生活习惯不可？

李：这让我想起《南方周末》上一则有趣的报道，说是一位农民企业家为村民盖起了欧式连排别墅，但花园洋房并没有让农民感觉舒适。或许“豪宅的外壳，农民的生活”是其失败的原因。从设计角度来看，它也能给我们一个启示：设计要适应对象的生活方式，在适应中逐步引导和改变落后的生活习惯，即设计要有针对性。

吕：是的。不过一种生活习惯是否落后，也不是设计师个人所能认定的。一些设计师每每声称要“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这显得很矫情，有点太自以为是。说到底，这也是就存在一个设计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而我们的设计师往往忽略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有位香港老板买下广西一个连年亏损的国营金矿50年的开采权，他想弄明白这么个富矿为什么产金量这么少？便搜集采金船的设计资料进行研究，最终发现这里的采金船原来是针对西北地区设计的。西北淘沙金，广西淘的却是泥金。泥金流失大，需要细过滤，于是，他修改了设计方案，在原先一道筛的基础上又加了一道筛，结果由原来每天二三万元的收入猛增至几十万元，最多的一天可达六十多万元。这就是设计针对性的价值。欧美发达国家的设计普遍体现着这种意识，以致在针对海外设计对象时，呈现一种“从国际化到本土化的设计趋势”。譬如可口可乐公司的CI设计，就始终以当地文化形态为出发点。2001年7月，可口可乐公司针对中国申奥成功，特别推出主调为喜庆的金色和红色，并加入天坛、长城等元素和运动画面的“奥运金罐”。同年10月，针对中国足球队入围世界杯，又推出一款全新设计的罐装珍藏版。2002年和2003年，可口可乐又在中国市场推出泥娃娃“阿福”新形象——阿福邀请小朋友一起剪纸、喝可乐，并伴着展开的“龙腾吉祥到，马跃欢乐多”对联，共迎新春。
    所以说，设计不能是概念化的。设计师在抱怨企业领导素质差，不能接受自己的方案时，为什么不能想一想，自己的方案能否为厂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能否为厂家解决问题。设计师往往太强调自我个性、自我风格的建立，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美术观察》今年搞的装帧实验就发现这个问题。我们的设计对象是为大众、为老百姓服务，必须契合特定的生活方式。给中国人设计的阅读杂志，就要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符合中文特点，符合中国人的文化情结、思想情趣、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李：一些学者针对国内书装设计的开本、字号、版式等杂乱，且不符合国际出版标准的现象提出许多批评，您对此有何看法？

吕：这个问题要从两面来看。如果我们要瞄准国际出版市场来发展，适合国际范围读者的需要，那么，按照国际规范（譬如英文的）来制作，就是深中肯綮的。但如果硬性要求给中国人阅读的书籍、杂志，在字体、字号、版式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可能会出现问题。汉字的点划结构与拉丁文字不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与西方也迥异，中国自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统一标准。如果为欧洲设计的英文刊物，就应该按照英文的标准来设计，而不能出现洋泾浜那样的东西。这就回到刚才所说的那个问题：要明确服务对象，把握生活方式。

李：设计师只掌握设计专业的技能还远远不够，还要深刻理解生活方式中所暗含的文化情思，这是生活之流变化中的不变，它植根于人对生活的态度、追寻和反思，左右着生活的物化形式，更规约着设计风格和范式的构建和表述。这是否也决定了中国的设计不能仅仅是西方现代设计的翻版？

吕：的确如此。有人说，现在的中国设计是眼高手低。这种说法并不为过，但“眼高”不是坏事，铺垫基础总是想登高求远，而心不图高手何以能高？关键是我们的眼是不是真的很“高”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能做到“眼高”，因为中国丰沃的文化土壤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支撑。中国人的群体本位思想，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的设计师也应该把眼界 从“人机适合”提高到“人际和谐”层面。“人机适合”大家比较熟悉——设计中的人体工学目标和要求，他强调把人类能力、特征、行为、动机以系统的方法引入设计过程，以达到“适应人的设计”。1960年美国设计师德雷夫斯发表了著名的《人体测量》，为设计界提供了人体工学的重要数据，欧美现代设计也因此达到一种高度自觉的程度。而人体工学所描述的“人”是通过对人的“理性”分析、化简和归纳，用数学平均值构造的“人的整体”。如胡塞尔所言，这是“对自然的数学化”，它“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现代设计便以这种纯粹物体性的“人的整体”为“本体”来构想产品的，所实现了的便是“人性化”的。对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来说，它把握了一种可以贯穿“从机器到产品再到使用者”的整个现代经济过程，以致具有了普遍意义的数学形式。毫无疑问，这是现代设计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一面，西方现代设计也因此取得了大量的惊人成果。

李：但西方现代设计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把“人”抽象为一个“整体化的概念”，从而丧失了人的个体生动性和情感、心理的差异性，导致现代设计走向冷漠的“国际化”道路，其得与失往往是结伴而行。

吕：是的。西方现代设计也只是西方文明所能达到的一种高度，也只是体现其特定眼界的高度。但光是这个高度还不够，还应有一个更高的高度，一个需要在“人际关系”中把握的高度，就像珠穆朗玛峰矗立在连绵的青藏高原上那样。这就是说，设计不仅要讲究人体工学模数，注重产品的舒适性，强调他对生命个体的物理心理关系，更要考虑社会广度的“人文工学规划”，要考虑产品在“人际关系”中的效应和对“人际关系”本身的影响，理想的结果是有利于并造就“人际和谐”。遗憾的是，整个现代设计整体地忽视人与人的关系。在城市建设中，我们的设计师往往只考虑城市空间怎样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满足人对建筑物物质功能的要求，而忽略另一个“人际和谐”问题。城市空间不是抽象的绝对空间，它是有历史的，是在生活中运转的被文化语境包裹着的空间。城市居民不是养鸡场里喂饱后疯长的鸡群，他们有情感、有思想，他们需要文化记忆，需要生活在文化之中。而现在，城市里大量拆除旧建筑，不断加盖新建筑，虽功能日趋完善，却截断了文脉，抹掉了文化记忆，使城市像一个纯净的光板，找不到链接人情感、唤起人之间交往的媒介和话题。

李：衣食住行是生活领域中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建筑构造着生活的空间，它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但在生活物品的设计中，也同样涉及“人际和谐”的问题，也许它的重要性没有建筑那么显要，然而，它的深远影响却不可低估，如包装设计。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吕：包装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的包装业以前很落后，出现过很简陋的包装，还不讲卫生，与现代市场化的要求很不吻合，所以出口卖不掉。这几年经过努力，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绩骄人，但暴露出的问题依然很大。为了满足一些消费者特殊的甚至是不健康的趣味和要求，导致包装畸形发展。比如说月饼，豪华的包装花费的材料和功力都很大。从“人际和谐”角度来说，它鼓励、怂恿、顺从了一种要面子、虚荣、欺骗、追求奢华的不健康消费理念。我们口口声声斥责森林被砍伐了，生态被破坏了，为什么不从需求源头上来治理呢？我们的包装在大量消耗这些原材料，我们只考虑到我们这一代人的需求，而不考虑代际的公平。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们还要在地球上生活，我们要给他们留下不可再生的原材料。但是，我们的设计没有从具体的环节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一味地迎合商家惟利是图的需要，而商家为了加快资金回笼速度，缩短生产到消费的周期，鼓励“创新”，不断制造时尚，以“过时”的消费观念鼓动“浪费”。广告也是以擦边球的方式，以不道德的、暗示性的色情语言刺激消费。这种广告从视觉传达角度上具有很大的表现力、说服力，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冲击力，这种冲击对商家有利，这是“人机和谐”。但传播后，它在社会人群中，在人际方面产生了恶劣影响，特别是对那些生活上没有把持能力的青少年会产生消极的滋扰，也不利于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而我们的设计师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灰暗的角色。试问，设计师的社会责任心那里去了呢？我们的价值观那里去了？伦理意识淡薄的设计艺术，难免沦为商业主义的附庸，以至于以无谓的“创新”为不顾子孙后代的“浪费性消费”推波助澜。今天，设计师多倾情于“人性化设计”，然而，不顾伦理维度何来人性化？对物质性的一味追求，对动物性的一味满足，对个体性的一味迁就，是“人性化设计”的最大误区，更是对“人性化”的最大误解。

李：商业主义目的往往使设计逸出本然的生活轨道，成为经济利益的附庸，成为流溢于生活之外的虚幻泡沫，而不能让设计真正为所有的人服务，为人类的理想生活服务，这与人类原初追求幸福的设计动因是背道而驰的。设计不能脱离生活实际，不能脱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去追逐新概念、新名词。从世界范围来看，您认为有什么好的设计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吕：中国的设计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现代设计有两条路线，一是欧洲设计，特别是北欧设计，另一条是美国的设计路径。北欧民族的设计简洁，其“物尽其用”的观念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有相似之处。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生活需求量大，资源也不丰富。仅从充分利用资源、节省资源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北欧的设计经验，而不宜青睐美国人奢华、气派、铺排和浪费的设计观念。我们的设计应“物尽其用”，要抵制商业主义唯利是图的快速消费。我们应该反省，经济到底是为人的健康、持久的发展服务，还是为了图一时满足？这个问题是我们价值追求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不可持续，设计也会变得不可持续。因此，我们的设计师不要只埋头于技术，埋头于干活挣钱，也要关注理论，学会学习。现在，中国设计界的理论建设极其薄弱，从长远发展来看，设计事业如果没有思考，没有理论建设，是没有根基的，也是走不远的。

李：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精神失落。同样，作为工业化产物的现代设计，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窘迫。那么，设计该何去何从？

吕：现代设计一切从“生物个体”和社会学上的“小我”出发，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忽视了社会群体和社会道义的维护，忽视了社会人格的培养，也忽视了人性即人的社会性的造就。这个国际性问题单凭西方眼界是无法看透并加以解决的，因为他们的哲学规定了他们设计的出发点，他们把人的价值理解为绝对的个体价值。而中国人不这么理解，儒学把人的绝对价值理解为“仁”，只有“个人”里头装着“他人”即存在并体现着“人际关系”，并在“和谐”或取向“和谐”之中才成其为人，才真正具有作为人的价值。所以，瞻望未来，世界的问题包括设计问题，需要到中国智慧中找答案。有鉴于此，中国设计师最有希望为现代设计开辟充满生机的新出路，提升整个现代设计的眼界和境界。因为，我们的设计师最有可能领悟关于人的认识的中国智慧。但前提是，要自信，也要学习，要达到文化自觉。
    我们的设计尽管基础比较薄弱，但毕竟已经具有越向“高端”层面的机缘。我们一方面要认真补课，一方面还要思考前瞻性的问题，问题要高级化，要未雨绸缪。我始终对中国的设计充满信心。中国的设计师可以从中国文化中获得长远的大利益，中国人一贯信奉的“人际和谐”观可以使中国的设计师走在世界设计前沿，领导国际设计潮流。中国这个农耕民族的定居生活方式，会养成固守家园的心理，这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民族是狩猎民族，其文化是在游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海盗、殖民、走动、迁徙、征伐的生存方式造成他们不考虑怎样长远地维护环境。现在，西方在研究高端的航天技术，为逃逸地球作准备，这是典型的殖民思想和逃跑主义思想。但这种逃跑方式肯定是不乐观的。首先，生命是有限的，西方在研究“非躯体智慧”来克服生命的局限性，其目的是去掉躯体，把智慧转化为信息，方可以耐得住漫长的星际旅行。这种逃跑主义的打算走的仍是死亡之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回转身来，把我们的地球建设好。而这种大任，只有定居民族的思维方式才能担当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