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美术批评家。
1969年出生于湖南，
九十年代初到北京，曾以艺术家身份活跃在九十年代，2000年后转入艺术批评。参与筹建过北京犀锐艺术中心，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参与创刊《艺术评论》杂志。著有《通州艺术家演义》、《没有灵魂的现代性》、《形象的追忆》等书。
在本届文化艺术节中，他策划并主持“艺术与产业”论坛。
从圆明园到宋庄
记者：来北京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杨卫：我87年参加工作，在邮电局送信。那时候每天面对的都是那条街，街上的人几乎都认识我。上班是那条街，下班回家还是那条街，总觉得天地太小了。现在回老家，有一种获救的感觉，觉得过去的天地实在是太小了。很小的时候，也就两三岁吧，我就特别喜欢看天空，总想天边是什么？天边之外又是些什么？长大以后，看心理学的书，说这些问题想多了，人是会疯掉的。(笑)
记者：为什么后来选择了艺术？
杨卫：工作两年以后，觉得生活太枯燥了。每天送信，每天穿梭同一条街，毫无理性也毫无感性，完全是机械的。于是，就考了一所职工大学。其实，我小时候就画画，早在工作之前还考过两年学，但都没考上。所以，后来只好读了个职工大学。我读的那所学校就在我们当地，老师们都认识，所以也没有人管我。实际上我去读书就是想找一个理由逃出来，读书期间我画了不少画，91年还没毕业就到北京做了一个个人画展。那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画都是我自己带过来的，那时候真是很有干劲。我到北京一下火车，哇！广场那么大！我就想，这个天空可能更适合我。我曾有一些小时候一块画画的朋友，他们考上了北京的学校，那时候都还在北京念书，是他们帮我张罗起了这个展览。展览的头一天，我就卖了五张画，于是便打算留在北京了。
记者：后来怎么去了圆明园？
杨卫：91年我在北京呆了一阵子，后来因为得了胃病，又回去治了一段时间病，等再来北京的时候，我那些朋友也都毕业了，纷纷离开了北京。我那时候身上只带了600块钱，房租一交就是半年，剩下就不多了，而北京又没了什么朋友，再加上房东老太太总像看犯人似的盯着我，于是总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心情极为不好，创作也没搞。就是在这时候，我听人说起了圆明园，说那里住了很多像我一样没有工作的艺术家。这样，我连房子都没到期就搬过去了。到圆明园就像是到了延安一样，终于感觉到有同伴了。在外面，谁看谁都很别扭，但到了那里，谁看谁都很自然。
记者：经历过苦日子吗？
杨卫：生活比较艰苦，但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完全是不计回报的，就是因为和你聊天，感动了，就把口袋里带的钱分一些给我。还有人，莫名其妙向我要个地址，过了很长时间他就给我寄来很多画笔画布……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那时候，我们的那种生存状态的确很容易感动一些人。
记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杨卫：卖不了画，也看不到希望。那时候到圆明园去的人，更多的人是参观你的生活，而不欣赏你的作品。他们看到的是圆明园这些人不工作，天天酗酒，自由自在，也不愁明天。其实那些都是假象，我们也挺愁的，只不过没有办法。当时的社会提供给个人发展的空间实在是有限。
记者：无论如何，圆明园已经成为了历史。
杨卫：正是因为过去了，才有必要做一些清理，用历史的眼光再去看一些东西，只有这样你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记者：后来又是怎么到了宋庄？
杨卫：没有了圆明园以后，我最强烈的意识就是自己的身份意识。如果我们流浪北京一开始就存在这样一种身份意识的危机，那么圆明园作为一个流浪的群体，曾经给了我们一种彼此的认同，但随着这个群体的解散，这种彼此的依存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所以，我又一次出现了身份意识的危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开篇就引用了莎士比亚的那个追问——生存还是毁灭？（笑）之后，也就是96年，我就来了宋庄，因为宋庄有许多圆明园时期的老朋友。在宋庄那几年我其实很少跟外界来往，主要是自己在沉思，那时候我的院子里长了很多草，就像是一个鬼屋，朋友们来了说，你也拔一拔草啊，而我其实根本都没看见。
记者：在宋庄的情况怎么样？
杨卫：96年到99年是最难的时候，政府部门总来找麻烦，同时，我们这些人又没有得到西方商业市场的承认。八十年代有个电影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大多数艺术家都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好像永远处于一种“等”的状态，也不知道等什么？
从艺术家到批评家
记者：在90年代初期，您以艺术家的身份活跃于艺术界，为什么后来转向了艺术批评？
杨卫：这是一个阶梯的上升，我是思考型的艺术家，过去做艺术也主要是倾向于观念。正是因为喜欢思考，所以我才发现了自己过去的一些问题，这是启示我转向批评的一个原因，刚开始是从自我反思开始的，后来才逐渐看到问题的全景。就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面貌来说，其价值体系是由西方来的，我们的评判标准也都是依赖西方现代艺术的程序，这使我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我之所以选择批评就是想寻找一种家的感觉，实际上是寻找一个思想上的家园。
记者：那以后还会不会创作一些艺术作品？
杨卫：可能不会了，至少这几年我没有去做，以后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宋庄的文化群落现象的？
杨卫：随着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发达，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一种必然。这些艺术家都是自谋职业者，聚集到一起主要有两个的因素，其一是精神的纽带，宋庄的艺术家们已经构成了这么一种精神关系，大家在这里可以找到交流的伙伴，共同探讨艺术，交流人生，因为大家是属于一类人；其二，俗话说“货买堆山”，也就是说人聚多了，就会形成一定的市场，现在宋庄已经是一个艺术重镇，是一个大的艺术市场。国内国外的收藏家，艺术爱好者，博物馆的馆长如果到了北京，基本都会来宋庄，也就是说大家在这么一个地方都能找到发展的机会，同时又能找到相互的一种认同，这样就形成了宋庄这么一个群落现象。
记者：对于宋庄未来艺术产业的发展您有什么预测吗？
杨卫：有发展就会有淘汰。随着宋庄影响力的扩大，商业的平台发展起来，势必也会屏蔽掉另外一些内容，比如宋庄早期的那种原始的自发的状态就会慢慢淡去。未来的宋庄，可能会成为一个当代艺术的市场中心，而创作的中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转移。因为随着宋庄影响力的增加，地价也会上涨，很多艺术家，尤其是一些还没有出来的艺术家就可能承担不起这里的消费，而另择一些更远的地方去居住。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宋庄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在这中间起了一个环节的作用。
记者：您如何看待方力钧？
杨卫：方力钧是一个幸运的艺术家，与其说是他影响了一个时代，不如说是这个时代选择了他。就我个人而言，是很喜欢他的艺术的，无论是过去的“玩世”，还是现在的变化，我认为都是源自他内心的一种生命体验。但自我表达是一回事，社会的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方力钧的成功与社会的接受系统有很大关系，正如他最早刊登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作品被换取了“呐喊”的名字一样。一千个哈么雷特有一千个观众，关键在于能塑造出哈么雷特形象的观众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方力钧也是由西方的价值体系塑造出来的，正是这种塑造使他原本属于自我的表达变成了集体中国的符号。
记者：方便谈一谈对栗宪庭的看法吗？
杨卫：栗宪庭对中国当代艺术有过相当大的贡献，但人是有局限性的，毕竟都是时代的产物嘛。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认为跻身于“地下”，就可以使人格健全。事实上，地下是相对于地上而言的，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栗宪庭在过去为艺术自由不断抗争的同时，身上也或多或少沿袭了这样一种模式。这并不是人的局限，而是时代的局限。其实，与政治社会相比，商业社会更加残酷，因为政治社会还能体现真挚的情感，但商业社会却只剩下了市场。这种环境的变化的确需要有真正的理论家出现。
记者：您就是啊。
杨卫：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的理论能力，也没有大量的时间深入思考。
记者：本届艺术节您负责“艺术产业论坛”，这个论坛的情况大致是怎样的？
杨卫：这个论坛是我跟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于长江合作搞的。于长江跟我已经有十几年的交往了，我们在圆明园时期他就在北大教书，那时候就是朋友，所以他对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的艺术都很了解，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现在流行跨学科研究，其实，像于长江这些学者很早便实践了，此次论坛也是这样的一次实践，我们邀请了艺术理论家，批评家，也邀请了不少社会学家，共同来探讨当代艺术现象及其艺术家群落现象和它未来的市场化问题。论坛偏重的是学术，不是实践，毕竟我们不是画廊老板，都是些学者专家。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这些专家学者能对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虽然这只是纸上谈兵，但对实践却能有一些建设性的影响。
记者：就您个人，如何看待宋庄艺术与市场的关系？
杨卫：在国外，艺术市场主要还是遵循商业规律，比如像美国的东村，就是商业制造出来的。现在北京的798也正在朝那方面走，商业就是市场竞争，竞争就会把房价提高，房价提高了，画家们也就住不起了，到那时，没有人强迫你走，你自己也得走，这是一个商业的规律。宋庄目前的这种状况能不能成为一种模式？也就是人为的介入对这个东西的发展有没有利？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它的前因后果。我想，宋庄地方政府在思考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一些边缘的生态，如何能给一些边缘的艺术家提供生存的空间，这就需要整体的考虑。不同的层次才能构成远离高低各不同的风景嘛。
记者：艺术节的主题“打开宋庄”是您提出来的，为什么要定这样的主题？
杨卫：“打开”有活动经脉的意思，它既是一种内部的释放，也是一种外部的引进。一个地区的活跃只有保持开放的姿态，否则就会成为死水。我想，宋庄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谁想来这个地方唱戏，就让人家去唱好了。比如一个亿万富翁带着钱来了，他想定什么标准是他的事情，只要他不违法，政府收取他应交纳的税收就可以了，不要去干涉。我觉得我们要转换观念，更多的给人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其实，现在的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已由管理职能逐渐向服务职能转变，这是好事。至于文化造镇，打文化这块牌，也并不是宋庄的首创，日本、韩国，包括台湾地区的很多小镇，已经在这方面摸索了很长时间。当然，宋庄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拥有巨大的当代艺术家资源，而当代艺术又直接与国际发生着联系。所以，如果开发利用好这个资源，对未来的宋庄政府是一个考验。
记者：政府的参与是从去年开始吗？
杨卫：就是从胡书记来了之后，他是一个有艺术细胞的官员，敢想，也挺能干。
记者：这样导致了什么样的变化？
杨卫：变化很大。在中国就是这样，只要政府觉得这些艺术家有价值了，那别人也就对艺术家刮目相看了。但过去却是截然相反的，艺术家都跟过街老鼠一样，农民看见就烦。可随着政府态度的转变，艺术家的空间更大了一些。原来要是艺术家被房东撬杠的话，没有地方说理，现在就有地方倾诉了。至少现在有安全感，原来是没有的。
记者：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杨卫：会有一些影响，过去这些人都是一些漂泊者，现在却有了家的感觉。家是一种温暖，但也是一种束缚。这就像围城，在围城外觉得很孤独，而到了围城内又觉得很拥挤。我想，宋庄的这些变化影响的主要还是一些艺术家的心态，原本有些人到这里来就是为了逃避城市的喧哗与竞争，可现在竞争的机制引进到了乡村，宋庄已经成了一个大的集市，这就会使有些人不适应，最终对这块梦想之地产生失望。
记者：会有人不适应？
杨卫：当然会有。人生的道路各有不同嘛，有些人就是想过小桥流水式的田园生活，而现在宋庄实际上是成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相当于竞技场，实际上是有竞争在里边的。发展是很残酷的，必然会淘汰、牺牲掉一些东西。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是市场形成的一种合理的制度。这些问题过去还不明显，但当中国的现代化逐渐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问题就体现出来了。市场当然需要，没有竞争的社会也是没有发展的。但我们在强调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一些平衡因素，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保障，需要及早想出对策。如何在发展的同时能开辟出一块园地使这些人存在，虽无益但也绝对无害。而目前中国这种你追我赶的环境缺乏这样的一个保障环节，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不能等问题出来了临时抱佛脚，还是尽早做出反应为好。现在的文化造镇也好，新农村建设也好，我觉得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
记者：艺术家会离开宋庄吗？
杨卫：我想不会，因为这里有东西在牵着他。宋庄对于更多艺术家来说，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彼此的认同与温存。比如说方力钧，他在许多地方都有房子，但是只有宋庄有他最为熟悉的一群朋友，所以，他走到哪里都会对这里有一种牵挂，一种认同。而对于更多年轻艺术家，这里更是有着众多的样板，也充满了机会，自然也就更具吸引力。其实，宋庄并不是一块有山有水的地方，而且到处都是工地，也就是说作为栖身地并不理想，但关键是这里有人，能找到相互照射的镜子，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确认，产生了一种精神的纽带。
记者：穷艺术家会借助这个舞台，可能有一天会出来，有这样的可能吗？
杨卫：当然会有，人就是靠一种信念在活着嘛。宋庄这个舞台至少让他有幻觉，因为这个地方有成功的，或者说有“发了”的。这里成功的艺术家比比皆是，这就为一些并不成功的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期待，期待成功的可能性。至少这比他一个人在老家，或者说一个人在某某别的什么庄要好的多。实际上，宋庄这个地方的机会，已经显现出来了。
记者：把这里建造成苏荷区，吸引世界各国的画廊，您对此怎么看？
杨卫：这就需要理性的分析，很多东西不是说你盖起来房子就怎么样了，而是需要去运作，要按照市场的规律来理性运作，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人做事的前提需要热情，但做事的过程更需要热情冷却后的理性。我也希望未来宋庄能够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能够像某些欧洲的文化小镇一样，但这需要慢慢建设，慢慢积累，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