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育川：要从传统中突围

　　潘育川在名片上为自己标注的头衔是：自由艺术家。自然有人问：“你不是摄影师吗？”他答说：“摄影只是我表达艺术观念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

　　潘育川祖籍广东开平，1964年生于广州，1988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本来是个有前途的画家，他却以职业摄影师的身份立足社会，并坚持尝试摄影与中国水墨精神的对接，近年来更将行为艺术的某些表达方式注入摄影作品。他将自己的摄影道路定位为“观念摄影”。

　　几周前，他在广州展出了一批最新的黑白摄影作品，一反常态地以平朴的构图，单纯的视角传达黑白的原色美。这样的艺术实践，让他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艺术姿势，成为广州文化圈里的一个前卫身影。

　　人体、芭比娃娃和瓶子

　　潘育川首次闯入公众视线，是一个另类的角色。1998年12月，他在广州策划举办了全国首次《实验人体摄影展》，在清山绿水间组织一批摄影师大拍人体。舆论对这种离经叛道的艺术褒贬不一，有人干脆将潘育川封为“人体摄影艺术家”。

　　随后，人体摄影展又爆新闻。有个模特向媒体哭诉，照片的大范围发布给个人生活带来困扰，并质疑潘育川和其他摄影师违约，将人体照片用于商业用途。接下来自然是潘育川出面向媒体解释有关的合约问题。纷纷扰扰中，潘育川的摄影师身份渐渐被遮盖了，成为一个新闻人物。即使推崇他的人，也只是惊叹广州又出现一个够胆出位的酷哥，贬斥他的人也停留在讥讽他以艺术的名义号召女人脱衣服，已没人再注意那一批 作品中体现出的艺术价值。

　　近日记者采访潘育川时，对于人体摄影的事他似乎没兴趣多谈，但事隔多年后，让人更加好奇的是，这位面孔清俊、气质儒雅的男人，哪来的这么疯狂的想法？

　　其实这不过是他疯狂想法的冰山一角。2001年，他又一次让公众直接了解他的疯狂，但这一次，他理智地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摄影作品上了。先是推出了《新人类卡通一代第四回虚拟艺术展》然后是行为艺术摄影《猫样城市》，接着是最高潮：系列组照《芭比娃娃》和《瓶子》。

　　留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芭比娃娃》。这套组照其实构图很简单，只有芭比娃娃和荷花两种元素，这本来是两种很纯美的东西，但在潘育川的照片里，这两种元素相遇后却产生了妖艳、诡异的魅力。

　　《瓶子》系列中，潘育川将照好的美女照片放在瓶子里，暗示人总被这样那样的瓶子桎梏着，结果被桎梏的美女脸变得丑陋和奇怪。看完这组照片，记者只有一个感受：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最美丽的。潘育川总是背着双肩背囊，身材瘦削，行动干练，看上去像个小伙子。据说男人保持容貌的秘诀是激情与奇幻的想象力，潘育川或许能证实这个说法。

　　符号和超广角镜头

　　潘育川说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拍照片，当时他学国画，潜移默化的水墨精神培养了他独特的审美眼光，也丰厚了他摄影作品的底蕴。从自发渐渐走向自觉，潘育川开始寻找西方摄影与中国画之间在艺术精神上的某种共通性。

　　毕业后他没有当画家，而是去报社里当摄影记者，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1989年12月他前往澳大利亚，主攻摄影专业。他的目的不是赚钱拿学位，而是将留学视为一条必经的文化道路。“在异国他乡，反观自己浸淫多年的中国文化，反倒有了某些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让他悟到了一种独特的黑白创作方法。

　　潘育川进一步解释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看很远的东西，只有黑白两种结论，但接近了才知道黑白之间是那么复杂，还存在着多种颜色。中国画就是用黑与白这种很简单的方式来表现五光十色的世界。”潘育川说，很长时间他只用一个超广角镜头拍照，这种超广角镜头拍出的图片有一种变形的视觉效果，潘育川更看重的是与被摄人物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的存在带来一种接近水墨精神的观察角度。1993年，潘育川回广州，在华南文艺学院美术系担任客座讲师，同时进入旺盛的创作阶段。遗憾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少有人有心情去欣赏艺术，更别提去理解潘育川从国画中悟出的水墨精神。尽管长期处于无人喝彩的阶段，但潘育川从超广角镜头后观察到了一幕接一幕的奇妙当代世态。

　　这种世态，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态，传统的水墨精神表达它显得有些无力，相比之下，西方艺术样式似乎更能驾驭它。

　　既然在西方，让潘育川看懂了国画的水墨精神。那么回到中国，再看西方艺术，是否也能因距离再次得到某些启发呢？是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潘育川在行为艺术中找到了新感觉，他发现行为艺术的精髓就是极端化的符号意识。于是，符号和超广角镜头成就了潘育川的观念摄影。

　　观念摄影

　　潘育川目前在广州文化圈里是个前卫人物。他不但有疯狂的想法，还能找到传达疯狂的符号，通过奇妙的图式，让观者大吃一惊。简单说，他是在用脑子照相，用摄影记录思考。

　　对观念摄影，潘育川有如下表述：“就是探索摄影各种可能手段的非常极端的表现。我原来是绘画的，对图式的敏锐和艺术历史的了解影响到我的摄影艺术实践。目前这种方式可说是兼具观念行为和装置艺术特色的创作，我试图对传统摄影创作做一次突围，还想探索处于困境中的抽象摄影从传统向当代转换的可能性。”

　　眼下是“读图时代”，但这个图不是简单的摄影，而是摄影者某种思想的传播。潘育川的摄影，不是随机的，而是预谋的，他骄傲地说：“我都是构思好才去照的。”

　　从潘育川的一系列作品中，记者将他传递的想法提炼为三个主题：城市影响的个体生存状态、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生命与自然的对立、转化和生生不息。他说：“我在图式的处理上做人的行为的介入、移动、重新布置主体物，强化其作为符号的象征意义，同时令主体与背景呈现分离或者游离的状态，构成生命相识或相冲的空间，突出视觉的张力，后期处理追求呈现的视觉效果，隐喻生命力的旺盛和生命意志对宇宙法则的背离，我认为这是值得让当代人深思的一个问题。”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要考虑人们需要什么和自己能给人什么，可这往往是不可语言说、不可量化的。但的确有人善于掌握动向和时机，引导更多的人去观看。

　　最近，潘育川又展出了他最新的黑白摄影作品《绳子》系列，这回唱主角的只有绳子，他放弃了钟爱的超广角镜头，构图朴实，风格凝重，和《芭比娃娃》、《瓶子》的妖艳、鬼魅大相径庭。问他是否准备改变路数，他不予置评。

　　有人评价潘育川时说：“他是让人们看他在干什么而不是想他能干什么。”

　　寻找文化归宿

　　我们如今的时代是个文化时代。随着世界地球村的趋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即使眼下的这场联军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挖挖根源，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于双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如何寻找各种文化的交汇点，从而找到彼此对话的文化平台，是目前世界性的话题之一。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改革开放后几乎没人能避免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传统文化的根脉甚至一度岌岌可危。对于从事各项文化职业的知识分子，这种文化的冲击更表现为一种困惑。顽固地坚守我们的传统文化已不符合信息社会带来的地球村趋势，但恩格斯赞美过的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帕格尼尼的音乐等西方文化再经典，让中国人全盘接受也完全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对待外来文化要采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但问题是我们拿多少才能既保持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根脉，又能跟上所谓的现代化道路呢？更重要的是，就算拿来的是精华，我们真的有能力消化它吗？

　　潘育川的艺术实践其实也是在这种困惑中徘徊、探索。留学让他悟到了中国水墨精神的部分精粹，他甚至一度找到了能够传达水墨精神的摄影手段：超广角镜头。回国后他又因距离看到了西方行为艺术的主要特征：符号。但如何将两种文化观下的艺术精粹融会，看来潘育川也没找到更好的办法。这种文化困惑最终呈现在《芭比》系列中。芭比，这个美国文化的经典符号和荷花这种中国文化的经典符号相遇时，出现的却是不和谐。两个在各自文化背景中都代表纯洁美好的符号，遭遇在一起却有种说不出的妖艳。

　　潘育川的探索其实也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也许最终毫无结果，却体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有了困惑和为了解决困惑的探索，我们才有了坚持民族文化并不断创新的勇气。这便成为我采访潘育川的主要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