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璜生、李公明策划的“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于4月29日至5月30日在广东美馆展出。仔细想来，我们之所以策划这个展览，并成功举办是由多种力量和机缘造成的。有些属于人为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的需要，或者说得更宏大一点是时代的召唤使然。

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早在上世纪的九二年，我就曾积极活动，从拉赞助到获得相关机构支持等方面，做了近半年的工作，目的是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举办一个以毛泽东形象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展。当时的基本想法，或者说是学术思路，是想把两个截然有别的时代----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或邓小平时代-----创造的毛泽东形象置于同一展厅中，让人们从其互文的差异和区别中，感受时代的变迁。现在想来，当时的这种努力是注定没有结果的。尽管九十年代是一个利用革命文艺，包括毛泽东形象的资源来反思中国的重要时期，但是，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都还没有为我的想法做好准备；并且从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看，就是今天也仍然没有准备好。很显然，尽管像赵本山所说的今天的地球人都很清楚毛和邓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人们并不愿意在一个有意策划的展览中看到它们的冲突和差异。记得好像是尼采说过遗忘（我认为还包括故意遗忘）对于历史的发展来说是一很重要的机制，也许，对于那些对历史及其遗忘的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也是历史本身意味深长和充满魅力的地方之一吧。

我在九二年想做的展览虽然没有成功，但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美术界针对毛和邓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所进行的反思和美术创作则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批对时代变迁极其敏感的艺术家所作的作品，尽管被排除在官方和学院艺术的视野之外，不过在我看来，它是九十年代最具意义也最具争议的艺术现象。正是这种学术兴趣，使我一直关注，甚至以书写的方式参与这一艺术现象的生成和发展，并反思毛和邓两个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群体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1998年，我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李小山（不是南京的李小山），共同主编并出版了《明朗的天------1937至1949解放区木刻版画艺术》，2000年我又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李路明和李小山一起策划了包括音乐、美术、电影、舞蹈、戏剧在内的五卷本的《新中国艺术史》。在这套丛书中，本人独立撰写了《新中国美术史》，并于2002年出版。正是通过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美术的研究，使我发现在二十世纪的美术历史中，有一段可命名为“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历史。这一研究心得促使我在2003年申报国家艺术科学“十、五”规划研究课题时，把“毛泽东时代美术”研究作为课题申报，并得到相关专家和机构的批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毛泽东时代美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开始。

对于“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来说，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是我在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参加陈履生策划的展览和研讨会时，碰到了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我与他谈起我的国家研究课题，并希望与他合作策划一个关于毛泽东时代美术作品的展览，他的回答既在我的预料之中，也在我的意料之外。说预料之中是他同意我的提议，与他对学术研究与美术展览的关系认识及其相应敏感是契合的，因为我知道自王璜生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以来，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有学术意义和价值的大展，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既有具前卫性质的大展，包括极具当代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中国人本》摄影展；也有在对二十世纪以来美术发展历史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举办的一些极具学术意义的展览，如对广东地区新中国美术回顾的展览。说意料之外，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的是他不仅如此快地答应了这件事，而且提出办一个规模较大，准备充分，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大展，同时他还提议请在人文学科方面有广泛兴趣并有独立见解的李公明参与本展策划，以保证本展的学术水准。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之所以能成功举办的机缘。对于我个人来说，也因十多年的宿愿部分得到了实现而激动不已。

尽管从八十年代写文章开始，就不断引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但我想在此再次引用这一名言以说明“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的当代意义仍然是适合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在策划这一展览时，虽然是以客观的立场，用图像叙述毛时代的历史，用毛时代的历史阐释毛时代的图像，但当代的立场，或者更明确地说，对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理解，一直是我们策划《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无法摆脱，从而只能主动进入的视域，其实正是这一视域，使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时代美术的独有特征。因为今天所缺的，恰恰是那个时代极力张扬的东西。

参观过《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的细心观众会发现，本次展览突出的主题是那个时代歌颂、关注的各种主体，如工农兵形象、青少儿形象、少数民族形象、女性形象、人民公社的形象等。我在展览导论中之所以集中阐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对于建构毛时代独特形象体系的力量，其实也是为了从本质上说明毛时代和今天的区别。作为职业阶层的工农兵今天仍然存在，美术作品中尽管很少但仍然还有工农兵的形象，不过此工农兵以不同于彼工农兵。

记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针对斯大林主义和前苏联的社会制度时，一直关注和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普通大众，或者说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者既能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民主和自由而又不受集权主义政治的統治。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快速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水火不相容的吗？从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证明上述两个问题并没有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实践领域得到解决。也许这些问题会成为历史之谜而再也无人问津，但对于中国来说，毛时代的社会理想和文艺观念中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关怀，作为一种信念、信仰或乌托邦，我相信它能一直成为检讨我们的社会和文艺状态及其价值的参照系统。举办“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就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包括艺术家不断以批判的立场对待这一参照系统。这大概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的举办是时代召唤的根本含义。

2005-7-21于北京望京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