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思想在第二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中体现得比较突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是“创新：当代性与地域性”，这个主题大家普遍觉得还比较笼统，是当时一种特定文化氛围的产物。第二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征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大体上有三种方案：当代艺术与公众、和平、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一种方案考虑的是当代艺术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基本思路是当代艺术应该能够被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外国的一些双年展，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巴西的圣保罗双年展，都特别重视当代艺术。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看，西方的公众对当代艺术也不是非常理解和接受。国内对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认为它泛指当前同时代的艺术，包括各种不同流派的艺术，这是对当代艺术广义的、宽泛的理解二是认为它特指过分新颖的、标新立异的艺术，也就是西方所谓的前卫艺术。在西方，当代艺术主要是指前卫艺术，特别是二战以后流行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而在中国，尤其是北京双年展中，当代艺术选择的是前一种广义的概念，即当前时代各个流派的艺术。1985年以来，中国的前卫艺术家们大胆模仿西方的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但他们的行为仅仅是大城市小圈子里的实验，并没有得到广大公众的认可、理解和接受。第一种方案从广义的当代艺术的角度出发，强调当代艺术的公众性，希望当代艺术(包括前卫艺术)能够让广大公众理解和接受。其实这是双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前卫艺术本身应该贴近公众，另一方面公众对待前卫艺术的态度也应该宽容一些。
第二种方案也是专家提出最多的一个方案：和平。因为今年正好是反法西斯战争、抗El战争胜利60周年，大家自然就想到了和平，提出了和平的主题。第三种方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天人合一。
以上三种方案，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会在集体讨论的时候，觉得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总体上看，它们显然都比第一届北京双年展的主题更贴近现实问题(包括艺术问题、社会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把三种方案整合起来。但是怎样才能涵盖这三个方面呢?于是大家就想到了人文精神。因为人文精神太泛了点，就改成了“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它包含三层涵义：首先从艺术的功能来说，要追求艺术与公众的和谐，争取通过展览让广大公众理解和接受当代艺术。这次北京双年展邀请了很多国家，的艺术家参加，怎样让中国的广大公众理解和接受当代艺术，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其次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展览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现在的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因素，所以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看，当代艺术应当有人文关怀，要关注人类自身，反映人类追求和平的理想。第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生态平衡不仅是一个艺术课题，也是一个社会课题。
和谐是一个哲学命题。自从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以后，很多学者都在解释什么是和谐。有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谈和谐，有的从西方哲学的角度谈和谐，甚至引用马克思的经典来论证和谐，对经典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有目的性的阐释。
现在提出来的和谐概念，包括第二届北京双年展策划主题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对东西方传统思想资源的一种新的整合，它不是完全重复东西方传统和谐理论的固定说法，而是根据当代的现实问题作出相应的解答或探索。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强调“天人合一”，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议，而且直到现在还在争论。季羡林先生把和谐思想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包括儒家、道家，由此向下，一直梳理到近现代一些思想家，如钱穆。钱穆晚年讲到，“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季羡林先生是研究印度学的，他还引用了印度最古老的哲学典籍“奥义书》。《奥义书》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梵我同一”，“梵”就是宇宙或宇宙精神，“我”就是个人、个体灵魂。“奥义书》认为宇宙本体和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一致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奥义书》是人类最高智慧的产物，他想把东方哲学融进他的哲学体系，这也是西方哲学对东方智慧的一种吸取，一种借鉴。我认为，和谐的观念不限于中国，也不限于东方，它应该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一种审美理想。古希腊哲学和美学也追求和谐，希腊最早提出和谐概念的毕达哥拉斯说“美即和谐”，他把和谐定位于数的关系；赫拉克利特把和谐放在事物的变化、运动当中，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柏拉图把和谐定位在理念，认为在理念世界里才有和谐。亚里士多德又把他们的和谐理论归纳、综合了一下，提出由多构成的整一才是真正的和谐；可见西方关于和谐的传统也很悠久，但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突出强调矛盾的对立、斗争，这就造成了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另外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思想中便显出了消极的一面，过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逐渐导致对传统和谐观念的颠覆。随着西方现代工业的崛起(西方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确实促进了人类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作用)，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二元对立的强化加剧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这种非和谐的思想几乎被近代中国全盘接受，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比较理性、开放的。我比较欣赏中国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的思路，他认为要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汇中西古今之学。中国的思想界应该在21世纪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继承人类(包括东西方各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针对当代的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哲学思考。但是单单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源还不够，因为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要比历代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因此我们追求和谐的理想已经不单是因为现实中有很多不和谐因素，比如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问题等，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提升精神境界，从矛盾对立走向矛盾互补，从文明冲突走向文明融合，实现人类共同的审美理想。
北京双年展第一届有45个国家参展，这一次有69个国家，这些国家的艺术家为什么如此踊跃地参加北京双年展呢?我认为是我们的主题(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吸引了他们，而且从参展作品来看(我们要求每位参展的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都要写一个说明)，艺术家们都在强调人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艺术具有公众性。他们都能理解这个主题，说明这一主题得到了世界各国艺术家的共鸣。
另外，有人问这次双年展的主题是不是遵循了中国政府的意愿。应该说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又不完全如此。因为最初我们征求策划方案时，好像政府还没有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当我们把征求来的意见汇总为“人文关怀”后，政府才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我们也确实有意识地使双年展主题跟中央精神相吻合。另一方面，我们强调的和谐主要是哲学和美学上的，特别是我们最后把它归纳为人类共同追求的审美境界。如果说让艺术承担太多的政治功能，这不现实，也不正常。所以，应该说双年展主题虽然在精神上与中国政府的治国方针相吻合，它却不是机械地根据政治口号来确定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历了整个策划过程。
我们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考虑的，所以特别强调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公民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等等。具体到艺术领域，我觉得和谐应该是一种文化态度。不同的文化态度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文化语境，不论是保守的、激进的还是折衷的，我们都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只要是能够表达人类共同的审美理想、不搞极端的行为艺术，就应该支持，应该鼓励。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如蔡国强、徐冰等在西方能够产生一些影响，那是因为他们不但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相反还借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提倡兼容和同情，这样才有利于当代艺术的发展。通过和西方双年展的策划人及美国的一些艺术家交换意见，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抱定西方中心主义不放，他们很尊重东方艺术，而且有人对此还有很深的研究。西方的进步知识界普遍有一种精神乌托邦的理想，跟我们强调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北京双年展的策划思想一直以关注当代，追求人类共同的审美理想为核心，所以和谐精神将会在以后的双年展中延续。第三届北京双年展定在2008年，正好与北京奥运会相配合。那时，北京奥运会和北京双年展将向世界展示力与美的双重魅力，促进人类和谐精神的高扬。口
王镛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双年展策划委员会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