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这个词（含义的几个重要意义）被用在“第二届广州三年展”这个引人注目的艺术展览中，延续了由侯瀚如和汉斯.尤利斯.奥布瑞斯特创立的独具创造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展览模式----“运动中的城市”---两年内在世界上七个全球化语境里具有典型性的城市进行的视觉文化创新的动感之旅；它又如此贴切地将全球化种语境的艺术展览对一个地区的事件性意义联系起来，从而使艺术活动超越地域的界限而成为一个关注点。

　　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的发展势头如此强劲，无论结果是好是坏，人们仿佛均习以为常。经济、文化、政治和语言方面随全球化而呈现出的错综复杂的局面迫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生命的几乎所有的层面，也包括艺术。

　　詹姆逊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双重过程：普遍性的特殊化，特殊性的普遍化；又指出，必须坚持两极之间的对抗和张力关系，把全球化限定为一种无法整体化的整体性（untotalizable totality）中，强化它的各部分之间的二元关系。这里的二元关系，显然不同于某种地区性和特殊性的多重聚合。它首先是一些张力和对抗的关系，但不是完全相互排斥；每一方都依靠二元的另一方来限定自己。詹姆逊又预言，全球化所展现的事态将伴随我们长期存在。介入与全球化的实际关系与发明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政治是一致的，从理论上阐述它们必然将社会和文化科学、理论和实践、地域和全球、西方和东方结合起来，必然将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以及可能的选择结合起来，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些将构成一切理论的视界。

　　毫无疑问的是，在近20年中，世界格局和本地政治、文化历经的嬗变，使我们的思考已无法再圄于自足的民族文化、孤立的社会领域或单独的学科模式；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变化势必会影响一切，包括人格和文化主体性的结构，我们的思考也不能再划分成政治的、心理的和艺术的之类泾渭分明的领域。相反，我们需要开发和创造出新的思维模型，借助这些模型，可以研究那些纠缠在一起、相互作用及超符码的混杂现实。正如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时代，充满着暴力和战争、种族主义的腔调盛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冲突不断，社会、文化和环境不断受到“现代化叙事”不可避免的毁坏。当代艺术不可能跟这种全球化的语境脱离，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看待这个现实以及用什么积极的方法去“抵抗”这样的现实；如若希望在“共谋”与斗争中真正建立起中国艺术的“文化身份”，中国艺术家也要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如果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声音在塑造今日的世界之过程中被完全淹没。

　　“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是一个展览的题目，也体现着我们对当代艺术展览的发生地点---美术馆，如何发挥其在城市文化生活中的“组织”作用及如何对艺术展览模式进行创新的思考。在城市化及城市生活样式迅速嬗变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美术馆，从展览空间和运作上都受到来自城市生活质地变化带来的挑战。美术馆的意义已经不是传统的、仅仅是为它本身的那些展品提供美学上静止场景的处所。美术馆这个实际而抽象的空间如何成为城市精神生活事件的发生地，如何成为一个城市中可以接纳自由的意志与行动发生的意义空间并在城市文化组织结构中发挥作用？如何创造性地展开一个持续性的话题来创造新的美术馆展览时空？这是美术馆建设中的紧迫现实。我们注意到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美术馆创造性活力的构成因素是：建筑、艺术家、策划人和艺术活动的组织。其中，艺术家、策划人成为一个创造性中介，通过对美术馆新的时空诠释来声明新的意义----用观念和作品打开空间，通过对各种关联性关系的重构(如建筑，公共性，生存景象)引发出美术馆新的生存景象----在全球化的差异性对话中，美术馆和其构成的文化活动在作为城市政治经济复杂网络中的敏感地带发挥作用。

　　自90年代起，中国艺术创作开始了“城市觉醒”。城市成为当代艺术活动中不断变化的场景、事件和交往组成的网络，一种交换和发展的系统；艺术和艺术家所提供的经验既提供了现代社会的视觉经验和不同的视觉关系，又提供了自由的、自我的表现观念。当代艺术及它所反映的对当代生活的感悟、判断、批判正在通过美术馆的展览媒介表达出来；艺术自身也更加切入对真实生活的感觉和判断、成为对现实的一种非物质形态的观察和评价。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力图做到的正是通过反思这个“特殊现代化实验空间”的文化语境，在新的城市现实中为当代艺术对城市现代性的表达中提供新的空间。

　　在世界体系中，中国正经历着发展和创新的现实。这又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文化、政治的格局。中国当代艺术在此“全球化”与“地区性”的格局交织中，成为了一个视觉的话语竞技场。艺术环境的变化出现的新的艺术逻辑起点，也重新提出了中国当代艺术身份的问题。随着开放及国际交流的深入，在解读中国当代艺术的简单的政治框架去除之后，艺术家作为文化自由交流的主体，如何承担作为自由交流意义上的艺术家的责任，如何继续保持“他者性”身份的批判人格和精神，并且重新整合社会变化的方向给自己定位，成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如果要避免以一种浮浅的西方接纳方式来框定中国当代艺术，就要改变对艺术现代性的唯西方中心的叙述，在真正的思想的交锋中构成新的理解------艺术家们在不同的文化境遇下创造了这个现代环境。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对于回应这种现代环境的不同方式的身份觉醒，不是成为简单地广泛涵盖在先前艺术历史文献中，作为“边缘化”了的非西方的当代艺术，而是要在整个艺术史中打开新的视角来消解现存的艺术话语集权。只有当这些全新多样的视角通过对话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事先就赋予某些视角优先权，我们才可以说艺术历史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门学科。这需要我们洞察到地域意义的本质------这本身就排除了一种居高临下大一统的观点存在的可能。虽然很大程度上，艺术历史的书写是在西方成就的，但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和评价有时候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说清楚这种艺术的原生地；因为这些地方发生着急速的变迁，混杂和活力并存。艺术活动在这些“别样”的场域中将以怎样面貌生成，它的生产机制是什么？这种叙述和研究要通过生活、居住在这里的思想活跃的艺术家来完成，他们不仅仅是对某一文化景观的观察者，更成为帮助扩展其可能性的参与者。就此，第二届广州三年展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艺术如何面对和介入这样一个新的现实。或者说，当代艺术在这种新的城市语言环境中如何被重新定义？艺术怎样成为既介入又超越上述系统的一个独立的思考和表达系统。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三角洲实验室”于2004年的11月28日启动开始，致力于创造对话、交流和产生新的思想激荡的可持续发展的学术交流平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发展现状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别样”的经验，以这个地区为代表的当代都市发展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甚至亚洲城市飞速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范例。这种新的城市现实既形成于亚洲普遍的高速都市化过程之中，同时也正在深刻影响全球范围内新的城市建造和城市文化方式的形成。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三角洲实验室”邀请艺术家来到展览地点做调查和研究，也进行多重学科的交流、对话及创作出旨在此语境中对话的艺术计划；在来自国际的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汇聚在一起的工作状态中，同时产生着一些国际性、全球性的，又是多样性的、强调差异性的艺术方案。这是用积极的办法来面对全球化的解决方案和一个模式。

　　事实上，在世界许多不同地方，尤其是"非西方"地区（例如亚太地区），人们对所谓的现代性正尝试提出新的诠释和新的范型，亦即在实验"差异性的现代性"的可能；这也为社会的创造力提供了一个最积极和活跃的平台。艺术活动──它同时也鼓励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正逐渐发展成社会转化的一种显现的力量。此外，在与缺乏传统当代文化体制结构这一现实状况进行协商和谈判的中，这些地区的艺术家创造出一些更灵活、更强调自给自足和具有创意的方法，如通过“自我组织”的方式来创造话语权利。侯瀚如先生注意到这样的现实，为“大尾象”瑞士展所写的Barricades,“Big Tail Elephants Working Group”一文中，在对珠江三角洲这种独具特点的地方性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分析中，提出了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案例---“后城市化”概念。珠江三角洲地区，极具象征性地体现着后资本主义时代城市重构空间性的集中表征：被零散化的事物及具有零散化能力的事物、同质性事物与具有同质化能力的事物、混合包装又让人难以琢磨的事物……任何可以想象的“现实”都会出现在这个已经成为缩影的“超城市”中，但真实可信的东西却又难以寻找。正是在此背景下，与都市转化休戚相关的艺术和文化活动被带领到一个全新的疆域。艺术家、学者、文化行动者──组成群体或以个人的名义一起奋力地创造着能够与这个现实进行谈判的计划、行动和作品。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断滋生了新的观念和新的作品，这些新观念和作品不仅开拓出想象和创新的新空间，同时也构成了重新界定当代艺术、文化、知识和生活模式的关键要素。正如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广州“大尾象”的艺术活动是从街道上开始，在一个叫“博尔赫斯书店”的地方开始；90年代中期，广东阳江年轻艺术家郑国谷带领着“阳江青年”以一种看似卤莽的方式做艺术，使他本人、同伴以及整个城市引起了外界的注目。他们的工作乐趣在于寻找自由与拘束之间的突破口---“以虚拟的现实去撞击真实的现实，从而揭示出真实中的虚假。一切陈规旧习的轻视、无知乃至冒犯，当代艺术不应该受到任何局限，任何人、任何材料、任何观念、任何手段，只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就能被纳入当代艺术的范畴。”。这些另类的艺术实验的现实呼应了在全球化压力下的"边缘"社群所提出的不同、另类的抗拒和发展策略。在此前提下，“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的展览计划旨在清楚有力地呈现当前艺术实验和创作──尤其那些活跃于非西方地区的艺术家──在艺术策略和行动之间的互动趋势；同时展览也将介绍来自欧洲和其它地区的类似经验，显示这些另类策略的全球必要性。

　　别样——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提出不一样的策略来抵抗越来越相似化、全球一体化的艺术现实。从空间上来说，就是将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所谓另类的角度；从时间上，我们从展览的文化事件时间的持续性和时间的差异性来强调这样的观点——在这个全球化过程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对全球性的理解。

　　别样——关注的是当今全球性的交往与互动如何影响着彼此人格和主体性形成，艺术的交往与互动已经超越了国界、文化和伦理或宗教的界限；历史是如何在“创造者”、“跟随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形成其个人身份、文化身份、伦理身份和群体身份的过程中留下的印迹的。

　　别样—也将审视，“文化创造和记忆”--如何纳入精神遗产而被个人、群体和国家在文化身份形成过程中所承载。在中国特殊语境下，反思九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就如同反思八十年代的现代性叙事一样，有着逻辑上的相乘性。在八十年代，现代化理论曾是支配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主导话语，这种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述就是“改革开放”。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所谓参入世界竞争、与世界接轨，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都是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在这种无法割裂的时间性中，文化身份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认同的问题，它也包含着重新建构的问题，即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实现文化的进步和和现代性转型，以真正进入世界新文化的的谈判----这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策略----使艺术、城市研究、文学、电影、行动在一个新的是生成性空间里联接起来，这种创新性的实验将使艺术展览的空间（双年展和三年展）聚集起由开放性和创造性的见解、活力和思想慷慨创造出的“乌托邦现实”。

　　在一个已经越来越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全球“超城市化链接”中，艺术提示出的问题是象征性的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这个展览的课题，更象是一个艺术化的对于创造新现实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