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的终结或世纪交错之际，在艺术界都有那么一些存活着但又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现存文化秩序的精灵，自知、茫然而又倔强地站立在边缘世界。他们是一些由不同背景的独立个体组成，不愿与世俗苟同，又极力挣脱精神困境向往自由之人，而且具有某种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甚至是激进而偏执的看法。他们并非是某一种行终如始的教育方式的特产，也不是某一具体社会阶层的自生品。他们只代表一种立场和姿态，一种观点。他们以自己的政治、道德、哲学、伦理为认同基础，以自己认同的有悖常性的艺术方式，力求实践其观念。他们无疑是属于弱者、无人代表的同一方，既不是现实的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之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判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现成的陈腔烂调，或平和、宽容地肯定权势或传统者的说法和做法，而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他们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创作上都保持着冷静、疏离的状态，呐喊的同时尝试着艺术表现的各种可能性。

　　以山西大同的大张（张盛泉）、朱昱、杨志超、孙原、彭禹、琴嘎、何运昌、朱冥、徐震、杨振忠、萧昱、曹斐、陈羚羊、冯卫东、何岸、宋涛、陈浩、郑继舜等为代表的一些艺术家近两年的系列作品，以畸变怪诞的行为方式和场景呈现出一场场血腥的表演，以身体的奇观——支解、变形、侵害、疯狂、死亡为依归，吸引或得罪众多的观者，仿佛实验报告。他们“玩”命如儿戏，按部就班地迎接死亡，几乎是窜演的黑色幽默，引导观众进入了一个荒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癫狂、欲望无限膨胀、骨肉相残、人性乖戾的世界。他们试图告诉我们这也是现实真实的一种。他们不仅以血肉、尸体等媒材见证暴力，更要观者见证其行为、装置过程的暴力化倾向。也因此，在媒介材料上予以了扩展，在风格上也构成了一种挑衅。这种“伤害”与“自虐”的观念和方式不但代表中国“文革”后伤痕艺术的突破，也直指八九十年代文化艺术界躁动的症候之一端。

　　快乐的感受未必能推己及人，但痛苦的感受是可以推己及人的，痛苦和快乐的这种区别，决定了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家的关注方向和文化职责。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之一不是帮助别人增加幸福，而是帮助或警示别人避免痛苦。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事情，而消除痛苦则是社会的责任。以伤害、自虐为主题的前卫艺术家，借用“伤害”的行为和痛苦感觉，一是以此来表现社会记忆、社会经验、生存现状的另一个侧面的真实，并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的反思，对主流文化、权利话语予以批判和制衡，对社会存着激进影响。二是将社会现实的施虐转化为受虐者的自虐，以此作为生存环境下痛楚的宣泄，甚至将这种“嗜酷”，掩蔽着弱者式的复仇，以血肉淋漓或以死为对肆虐的报复。并且，自虐者与受众在演示与呈现过程中互为激发，在屏气的观看与心理感受中得到某种残酷的快感与陶醉，压抑着的肆虐得到爆发。伤害、自虐的经验似乎已挪向制度内合法化的暴力，合理化的伤痕。它虽然不可承受，但如电击一样，刺激着我们面对也回避的经验中不堪言说的部分，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传统道德主义的碰撞与置疑，这种碰撞和置疑在于艺术不能在道德问题上对人的价值有任何积极的影响。因为艺术与伦理分属两个在本质上毫无联系甚至互相对立的范畴。艺术通过激发热烈奔放的情绪而达到个体主观的内心自由，而道德价值的问题却要用善与恶、对与错这样的伦理概念来判定，伦理观念的核心不是自由而是自律，是以对个体主观的束缚为前提的。因此，绝对的个体精神意味着排斥公共的和社会的观念，当然也就意味着排斥伦理道德，而艺术表达则几乎是惟一使主观的自由得到充分实现的一种手段。

　　尽管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而这一可悲的事实与我们的生存历史和存在环境密切相关。如果有人指涉这种创作现象异常荒谬，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件，比照起来恐怕是更为荒谬了。也许作品的震撼力不是来自它的观看者的畸形异变，而是来自它太熟悉的缘故。当下全球化的潮水已经漫进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跨国资本和各种世俗权力沆瀣一气，似乎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们。如何在“历史潮流”划定的视野之外重新思考人类自由生存的前景，已经成为留给下一个世纪的最重大问题。在中国，一方面是社会变动的急剧深化，另一方面是对这种变动的茫然与无奈，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更将社会的思想危机暴露无疑。因此，这似乎是一个特别需要警觉的时代，一个特别需要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像力、批判性的思考和揭露现实丑恶的富于个人化的时代。艺术家示范如何用身体来与生命不可承受的伤害和自虐抗争，其实正是对生存现实充满迷惘与无奈的自我抗争，是由这个充满各种欲望构筑起来的“虚拟天堂”，让人无法掌握自己和认识他人的一种极端苦修者的行为方式。在造成对人体损伤的同时，也培养了人们的坚忍和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矫枉过正或忿世嫉俗式的话语方式，以及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畸形历史文化环境下的病态激情，从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焦虑、困惑，一种面对生存的心理紧张甚至恐惧。他们的创作立场、姿态以及行为方式，充斥着世纪末极端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尽管使我们在具体的场景中在心理与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但恰恰是把“人”在当下社会中的命运作了某种强化的的诠释与直接的呈现，也是对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境遇的某种绝望的诉求。这种夸张对身体的自残及伤害，并由此渲染生命荒凉虚无的本质，以及任何人为建构意义的努力——从记忆到历史书写的无偿。那不可名状的原初暴力啃啮你我的心灵和身体，现代历史中的种种运动只是有迹可寻的症候，却无从解释几代中国人疗之不愈的创痕。从这创痕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场“仪式化”的大出血、大虚耗。承受伤害与自虐演出的身体，只是最直观具体的观察点。

　　真实生存里的伤害与虐待比艺术表现的暴力化倾向具有更大的美学力量，因此世人是否应该深思和重估伤害与自虐的艺术作用呢？

　　（原载《现代艺术》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