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位置 > 首页 > 展览 > 机构展览 
潘公凯自述(第一章 成长在白云里)
                            
日期: 2007/4/4 17:24:30    编辑:潘公凯     来源:     

  守护理想——我的艺术与人生之路 (潘公凯)

  我生活的时代,大环境的起落剧变决定了我的人生经历。早年的教育一直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的艺术创作,在我看来,从事什么工作,作不作画,根本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生的其他事情一样,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

  第一章 成长在白云里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小时候我读到过马克思的一句话:“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页)这和我心里的认同一拍即合。从小我就认同人的全面发展,我相信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好的社会,也是为了人健康、全面的发展。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把自己建设得更好,也就是说要使人类和每一个个体变得更健康,更完美,这才是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正在这个基本理念之下,我想在未来社会当中不再有单纯的画家,而绘画只是人类活动之一,所以只有把艺术作为自己活动之一的人。

  现在大家看到这句话,可能会想:哎呀!你这不是和杜尚想的差不多嘛!其实不是。杜尚的一生的确是把艺术作为自己的活动之一,而且时刻避免以艺术家自居,他曾经表白说:“我对艺术本身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它只不过就是一件事儿,它不是我的整个生活,远远不是。”有人曾经感叹:“杜尚最好的作品是他的生活。”然而,可惜的是杜尚对待艺术的态度,作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挑战,虽趋向于走出自身、表现自身、传播自身,却并没有超越自身,最终停留于自身。所以他对整体的人的生活、人的存在的思考不多,遑论人的全面发展的宏大设想,他的选择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发展,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无涉。

  其实这个论题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讨论,而且同我们每个人都直接有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画家也好,音乐家也好,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专业分工的结果,是由于社会产品不够丰富、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不够健全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都将获得改善。在我的理想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的全面发展。若作形象的比喻,有点儿像是孔夫子所说“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每个人都努力在对人类整体作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生活建设得更充实健康,使自己更加完美。这才是人生在世的最高理想,而不是说我占有多大的财富,或者拥有多大的权力。

  当初建立这个基本人生理想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那也正是我在探索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最初阶段。我还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的必然趋势,看成是我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具体实践的人生理想。所以从小时候起,在艺术和做人之间,我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先入为主的这么一个观念。其实,对做人与为艺关系的认识,在我还另有一个从中国文化里流淌出来的源头。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不是写物,而在于表现画家的精神人格,所以论画讲究的是“品”、是“格”。父亲的艺术思想,也本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精神传统。他一向认为,与作画相比,做人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事。他赞同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艺术只不过是“据德、依仁”之余事,始终坚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父亲常说:“我是个读老书的人。”读点旧书是读书人的常事,但父亲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读过之后就实实在在地去做,而且做得那么认真,做了一辈子。父亲忠直坦诚、豁达仁厚,道德感极强,律己甚严。对于人情世故、做人的“诀窍”,他既不想听也不想看,别人劝他,他总是淡然一笑。他远离利欲,蔑视虚荣,沉浸在自己高远的精神世界里,是一个重精神、轻物质的人。

  20世纪50年代,他将一幢私宅连同一个大院子赠送给国家,自己搬进了宿舍楼。1960年秋的一天,苏联画家斯托列托夫受全苏艺术家代表大会委托,专程来杭州,授予父亲“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证书,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那天正好下雨,父亲就穿着平时的那套旧中山装,足上一双元宝套鞋,撑着油纸伞,出席在杭州饭店隆重举行的仪式。斯托列托夫感叹道:“见到了潘院士,他是如此诚挚善良的人,我们需要善良的艺术,由善良的人来创造!”赞扬父亲“用处女般纯洁的良心保卫和平”。父亲的画室,除了书橱书柜和一张大画桌以外,也就是几把藤椅,桌上摆的就是几块他从雁荡山、黄山带回来的石头,墙上挂的是两幅他自己的作品,和他老师弘一法师的书联“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我在儿时经常听父亲谈起在人格风范上让他敬佩的人,除了家乡的一代名儒方孝孺之外,一位是经亨颐,另一位就是李叔同。父亲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亨颐是这所浙江文科最高学府的校长,人称“强项公”,有“人格教育”的著名主张。他曾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而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浙江第一师范在“五四”期间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父亲曾经跟我说,他在第一师范的时候,跟他特别要好的一个同班同学就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杭州学潮的领袖宣中华,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当时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他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脸曾经被刺刀划破……从一个健康、完整的人的意义来讲,父亲其实是个素质全面的人,他是一个可以做学问的人,也是一个可以领兵打仗的人。他只不过就是学了画画,所以在我看来,画画对于他来说也是偶然的。

  李叔同在第一师范主教音乐和绘画,除成立洋画研究会外,他还组织成立了中国院校第一个以研究印学为宗旨的金石团体“乐石社”,出版印集,举行春季大会,师生在一起交流、切磋印艺。李叔同倡导“先器识而后文艺”,是学生敬重的楷模。因此他的出家,是我父亲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事。关于李叔同的出家,我仔细想过,李叔同才情过人,心智坚毅,他对人生确是悟得通透。他在做人与为艺的关系上做的很彻底,义无返顾地选择了个人生命的精神完善,生命的艺术“要透过佛法去实践,去完成”。李叔同的行为的价值在于唤起他人的醒悟。历来的宗教家都以自己的苦行和牺牲为世人示范,来验证人类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但在现代和未来社会,宗教越来越难以为继,连在寺院中也都难以找到一块净土。“上帝死了”,意味着人的解放,也预示了人在自我超越的途程上的无助。现代化历程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境遇,也改变着终极关怀的设问。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完全离不开身处的现代语境。自我超越和精神的自我完成,已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或者为了完善自我,而是需要在宏观的、宗教性的信仰问题上进行思考,在剧变中的社会和人的个体生存之间,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新的连接点。

  我觉得父亲不仅在书画上获益于经亨颐和李叔同,他从两位业师的学问人品上获益更多。后来我整理父亲的画论,开篇第一部分就是“艺术与人生”。父亲有个观点:

  人生须有艺术。然有人生而后有艺术,故最艺术之艺术,亦为人生。

  每读至此,我都深有会心。父亲一生,视美育为人类精神自我完成的重要一端。这是我父亲给予我的先入为主的家教,这种初期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李叔同也是把做人看成是比为艺重要得多的一个典型。举凡绘画、书法、金石、音律、诗词歌赋、戏剧表演种种,他一学就会,什么都会做,而且都做得挺好,他也没把这些做得挺好当作是什么大本事。他根本就没把这看成是什么大的才能,他就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他觉得做人更本质。这种思想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把自己从事哪一种职业当成是根本的问题。和父亲一样,我也从始至今认为做人比做艺术更难,做人比做艺术更重要、更为根本。

  “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高高站起”

  我从小身体瘦弱,五六岁时得过肺结核,所以上小学读书很晚,那是1955年我8岁的时候。

  我就读的小学是杭州市安吉路小学,是浙江省最有名的示范小学。整个学校都是按照苏联小学的模式新建的,校园里有草坪,每个教室的窗台上都摆着花。记得我刚入学的时候,整个校舍的窗台上摆的都是清一色金黄的菊花。学校里连小学生的厕所都是抽水马桶,这在当时相当奢侈。我们的课桌、椅是整套、整排连在一起的,后面每一张桌子都比前面一张桌子高大概0.5个厘米,可以按同学们的个子高低顺序就坐。这是杭州唯一一所供外宾参观的小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来参观过。安吉路小学跟苏联的小学校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在少先队荣誉室里面陈列了大量我们小学同学和苏联小朋友的通信,还有学校之间互赠的锦旗和纪念品。

  这个小学的校长当时画儿童读物有点名气,他做校长期间也还在画。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我的儿童画得到了他的鼓励,他把我的画带到香港、上海展览过。当时儿童画的展览不多,所以好像还是蛮稀罕的,总共有过两三次,得过什么奖,都忘了。

  我们的班主任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特级教师,他带的第一个班就是我们。我们这个班常在礼堂里上课,后面坐着听课的从各地来的小学教师比我们班学生还多。记得班里有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到小学对面的菜地里偷萝卜,被社员抓住了拎到学校里,这事儿成了我们全校的丑闻。老师就带着我们开会,讲了许多正面的道理,请大家既要批评又要帮助这个同学改正错误,每个小朋友都是我们的朋友,还要求大家关心这个同学,他需要什么,同学们能帮助他的,尽量帮助他。所以我们对这个小朋友都很好,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学校里老师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教育方式。
  
  在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代,就读这么一个样板式的小学,所以我在小学的阶段,觉得真是充满阳光的日子,不仅愉快而且确实充满理想。学校采取苏式的教育方式,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祖国荣誉感,比如说国旗、国歌、少先队队歌、少先队活动等等,都非常重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几乎接触不到什么负面的社会影响,所以每个同学自然就特别单纯,非常无私。我记得我们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关系特别好,有点像温室里的花朵。当时整个感觉国家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真是感觉到我们就代表着未来,这种感觉非常自然,也非常真实。所以我对少先队队歌,对红领巾非常有感情。我加入少先队以后没有一天不戴红领巾,天天戴着,戴破了四五条。到了16岁,我退出少先队和加入共青团是同一天。

  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当班长,后来也一直是。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男生和女生彼此不讲话,桌子上都要画条线,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总会有些矛盾。怎么来瓦解这条防线呢?我就想了个办法,组织了几次活动。我们当时做得非常有计划性,有点儿像现在电视节目里面那种比赛。我自己带着一两个同学作为“先遣部队”,先去我们要活动的地方走一遍,预先把纸条都埋好,纸条上写着谁谁谁得出个什么节目之类的。这样埋几十个地方,然后再在活动场地画上箭头,指示路线该怎么走,再走到一个地方该怎么样……大家这么一找起来,就把男生和女生的芥蒂都给忘了!大伙都忙着找藏纸条的地方,或者是忙着逼谁唱首歌,反正大家起哄嘛,男女生之间就自然了,搞了两次活动就好了。

  还有一件事我有印象,那时班里有一个好打架的同学,很凶,手臂上有很长的刀痕,老师拿他也没办法。有一回体育老师把他拎了起来,他就咬老师的手。我去找他,跟他讲道理,与他做朋友,还给他看青年修养之类的小书。我对这些勇敢,敢打架的孩子有好感,这些孩子大多很直率、敢作敢当,我觉得这是优点,可是如果他觉得处于对立面的话,就要跟你捣蛋。大家都不理解他,对他不友好,我觉得这不公平。关键是我信任他,让他来帮助组织班里的活动。后来我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了,他也很得意:班长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这样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再让他组织点儿活动,他就有一点儿主人翁的感觉,就从对立面转过来积极做班里的事情了。过了大半年,这个同学就再也不打架了,快毕业的时候他就入了团,不久就成了品学兼优的学生。

  我在初中的时候还参加了杭州市少年赛艇队,就是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比赛的那种十分细长的划艇,比赛时四个人划,一人坐在对面指挥。从小学开始,我一直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从小到大,身边总会有哑铃,没事就练练。后来我在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时候,天天洗冷水澡,一直洗到自来水管子结冰,水出不来了为止。每次把棉大衣脱了以后,手表摆旁边,冲十分钟。有两次冲完冷水澡之后,浑身冰冷缓不过来了,我就出去围着操场跑,十圈之后人还在发抖,我有点着急,跑到外面吃一碗阳春面,热的,面吃下去马上暖过来了。我们也练游泳,横渡钱塘江。钱塘江面宽一千多米,水流也挺急,特别是桥墩下面还有漩涡。我们几个同学游过去,在对岸坐一会儿再游回来。尤其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横渡钱塘江,感觉特别好,四周白花花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特别畅快。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其实很危险。到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很壮实,小时候的肺结核早已经没了踪影。

  我大哥长我十来岁,我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他曾给我买过两本精装的儿童读物,是捷克人画的,我后来到乡下去的时候还一直带在身边。他还给我订苏联杂志《森林报》的中文版,里面有非常写实的插图,讲森林里的动物和鸟在不同的季节在干什么,狐狸怎么样了,大雁怎么样了,小朋友这个时候应该去干什么……1957年,他去上海看苏联造型艺术展,回来送给我几张明信片,我最喜欢的有两张,一是天鹅飞过海面,吹着带咸味的海风,还有一幅是雨后的阳台,雨水淋湿的花瓣粘在湿的桌面上,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我记得大哥有一台德国造的电唱机,他每次买回好唱片都很得意,然后放给家里人听,有柴可夫斯基、肖邦、贝多芬,也有苏联的歌曲。有时候是他和我两个人,躺在床上关着灯听,感觉非常好。也是他告诉我:托尔斯泰听了《伏尔加船夫曲》怎么流泪,说“俄罗斯的灵魂在哭泣”。

  当时哥哥还给我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马雅可夫斯基早期是未来主义的,后来他转向革命以后,是第一个为苏维埃唱赞歌的诗人,他跟整个的社会跟时代连得特别紧密,他代表了那个时代一批诗人的历程。不过我并没有通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的读法是遇到喜欢的,有点感觉的会读,没有感觉的就不读了。比如说有一首诗是歌颂祖国的,其中一句好像是“我可爱的祖国,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高高站起”,正是这种感觉,跟我当时整个对生活的感觉非常一致。

  我还从大哥那里读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猎人笔记》以一个猎人在狩猎时所写的随笔形式出现,有25个短篇故事。当时我对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非常喜欢,因为他有很多描写树林呀原野呀的地方,我对那些描写湖光山色、晨光暮霭、天空白云、日月星辰的文字有感觉,比如闪闪发亮的蓝色天空、透过欢腾嬉闹的树叶的阳光……那种单纯透明、有激情、有向往的感觉,也正是我那时的心态。

  润物细无声


  我小时候的基本环境,无论家庭还是学校都像蓝天和白云一样,是非常纯净的一个环境。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阳光,一点阴影都感觉不到。所以说像是“成长在白云里”,正因为在云朵里,云朵外面的事就不知道。父亲和母亲都是非常理性地对待整个社会的变故,默默地承受着许多东西。比如说是三反啦,或者50年代初期的中国画的改造,和所受到的批判,我父亲都很不适应,包括对反右和大跃进,他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发牢骚,更不要说在家里摔盘子、耍脾气或者吵架这类发泄,就连埋怨的话,我在整个小学阶段都没有听说过。有很多事情是我事后甚至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做潘天寿研究的时候才知道,父亲那个时候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才了解了父母的修养与承受力。就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家族里就有两个姨夫都受历史问题牵连。其中一个姨夫,解放前是两江盐务总督,在任时曾无比勇猛地惩治走私和逃税,一身正气却沉默寡言。其实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正是“居民区管制犯”,全家都没有经济收入,主要靠我们几家亲戚接济。类似的事很多,但是父母亲把这些事情都在自己心里承担了。

  我的父亲是山民出身,性格刚毅、正直。他是一个非常像男人的男人,同时他的这种男人气概又是非常内敛的。他是一个对人特别温和木讷的人,也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他什么都不计较,什么都不在乎,有关利益的问题,他想都不想。他的平和、忠厚是发乎天性,他的内心雄阔刚毅。在他平静憨厚的笑容里,内蕴着雄强博大的浩然之气。王朝闻曾说过,我父亲的画,在霸气里面又有一些妩媚。的确,父亲的内心有着非常细腻的一面,只是他很少表现出来,别人只能从他的诗里体会到。比如我喜欢他的诗句:“睡起琐窗无意绪,默看细雨湿桃花。”用“默看”还是用“静看”,他来回改了二三次,母亲说用“静看”好,他还是改回“默看”,我也觉得是“默”字好。父亲内心里雄强、刚毅的一面和他细腻的一面是互补的。

  我们家里也是一个非常精神性的环境,这种特殊的氛围至今还影响着我。我父亲喜欢安静,他画画时是不让家里人打扰的,关门独处。他白天如果不去学校的话,就会在画室里画画。父亲晚上喜欢读书,读些历史、古典文学或是美术史籍、画论、书论之类的。常见他从旧图书馆抱点儿书回来,摘点儿东西又送回去。晚上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他多半都是在读诗。父亲读诗是吟诗,像唱歌一样,吟得很响的。我母亲也非常喜欢诗,她的枕边总是放着诗集,我父亲的枕边也都放着诗集,他们两个人有时候也会谈到诗。我们整个大院子里面没有其他小孩儿,就我一个人,没有其他小孩儿好玩,所以,我独处的时间很多,我自己有一张小桌子。有时候我也会听父母谈诗,听了他们谈过以后也会去诗集里翻一翻。有时候我对诗里面描写的那种意境或者味道,会有一点儿感觉。

  我母亲读诗,喜欢陆游和李商隐,父亲先是喜欢李白、李贺和韩愈,后来喜欢杨万里。小学时父亲建议我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我挑着读过一些,但有共鸣的少。我在初中里曾喜欢起《诗经》来,自以为对“诗无邪”有了体会。父母对我学什么从不勉强,他们对我的影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我对古诗里平淡、冷清、寂寞的味道从小就有了感觉。小时候我对中国画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古诗里的感觉,我大概是在小学低年级就有了,而且会把这种感觉和生活中的某些东西,比如院子里的梅花开了或落了联系起来。在这么一个单纯宁静的环境里面,我也会有一点莫名的惆怅。

  父亲在家常常临帖练字,他一直临黄道周。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给了我一本《智永千字文》,建议我从楷书入手。我很认真地临过一段时间。后来听父亲和老先生经常谈到魏碑,谈得津津有味。我也找了《史晨碑》、《张迁碑》来临,觉得比智永楷书有趣。小学与初中时,我也刻过印章,去西泠印社买便宜的石头。后来进了附中,反倒再也没刻过。

  在小学高年级或者是初中的时候,我经常会梦到一个好像是年久失修的庭院。院子里有一个不大的空地,空地上面有一些杂草,四周有矮墙,矮墙上面有爬墙藤,有一扇门往外通出去,矮墙外觉得有很多棵树,颜色整个是很深的……然后又是一条路通出去,外面还是荒芜的院子,还是草和树……很多次,我做梦都梦到这个场景,整个景色是幽幽暗暗的,非常忧伤,就像是古诗里的细雨、衰草、残阳、寺院的风铃、钟声之类的,这跟我的以学校为主的日常生活相差挺远。这或许跟我喜欢独处和喜欢诗里的某些意境有关。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这个梦境和这些感觉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在90年代,有一次看到根据白先勇小说拍摄的电影《玉卿嫂》,里面的那个小孩,那个房子的气氛,我竟然觉得那么熟悉。传统文化的衰败氛围和那个小孩子的早熟,真是似曾相识。所以说我的童年,一面是阳光灿烂、蓝天白云,另一面也隐隐的有一种忧伤,这忧伤的来源,却如无声的细雨,说不清,道不明。

  我在学校的生活是挺开心也挺自在的。我的成绩一直很好,读书完全不费力。课外常帮助同学复习功课,自己却很少复习,所以有许多时间做我自己喜欢的事。记得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在西湖边兜圈子。兜西湖是很愉快的事儿,西湖周围的路很好,那个苏堤呀,白堤呀,都有桥,骑上去,俯冲下来,特别有意思。当时西湖的游人也非常的少,非常安静。初中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作文,写无人的雪景,写积雪、雪的颜色,还有雪中的细枝、枯树,没有时间顺序,纯是描述,有西湖的情致,也有自己的心境。语文老师给我打了105分。钱王祠就在家门口,从南山路到净慈寺再到云栖竹径,或者走苏堤到西泠印社到葛岭,是我走得最多的地方。

  周末的时候,父亲经常带着我去爬山。他特别喜欢玉皇山,他说玉皇山好就好在可以北望西湖,南望之江,气势开阔而变化多。父亲在杭州生活了几十年,对杭州的山水特别有感情。玉皇山是那里比较高的山,父亲和我不紧不慢地往上走,随手指着远处的峰峦,告诉我他年轻时经常是从哪些小路翻越哪些山岭的。我们去的时候山上鲜有游人,傍晚的时候风很大,都是松树,松涛声很响。有时候我父亲也会带我去灵隐寺走走。那个时候灵隐寺非常清静,树木参天,阳光都照不下来。

  父亲喜欢大自然,尤其喜欢崇山峻岭,荒原旷野,天风海涛,野花劲草。大自然中那种扑面而来的雄伟壮阔的气势,正是他最为倾倒的。他喜欢在山乡旷野看盛夏的雷雨。记得1965年我陪他住在莫干山,一天闷气逼人,雷雨将至,他却要我同他一起去莫干山的顶峰--塔山。他步履轻健,很快登上山顶。狂风吹得人站立不稳,四周的山谷中大块大块的白云向上升起,而天空中的黑云犹如座座翻腾着的山岳向下压来。一会儿,就是雷鸣电闪,暴雨倾盆,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撑着伞也被雨水打得透湿。父亲却毫不介意,兴致勃勃地指点群山,不住地赞赏这大自然雄浑的美,觉得无比畅快。

  我们家的院子,其实也是特别有情调。现在潘天寿纪念馆的那个院子是改造过了的,原来是有前院后院的。前面的院子,当初有一棵很大的广玉兰,一棵老梅树,三棵雪松;还有葡萄、丁香、紫藤、芭蕉、桂花和一棵棕榈树。后面的院子,现在盖了纪念馆的展厅了。那时候的后院,有假山,有水池,有亭子。后院的水池不大,周围有山石围绕,池中养着鱼。在这个院子里面,冬雪春花,年中四季的变化非常鲜明。父亲早上起来得很早,他起来以后就会去打扫院子,修整冬青和花木。父亲还喜欢种点儿兰花,每年春天他都会顺手买点儿兰花,回来找个盆子或者瓦罐种上,浇点儿水。过一两个月,花就开了,搬入室内,有时就放在他的画桌上,让清香随风飘散。父亲养的花,因为少护理,枯叶新芽,历乱横斜,自然而然。到冬天呢,这些兰花也就放在户外,好像都枯萎了,下点儿雪什么的,也都没关系。到春天,它们又长出来了,因为根还在。我经常观察院里的这些植物,也特别喜欢料理这些植物,没事我就研究它们。记得我还做过几次植物的嫁接,也养过蚕,养过金鱼,养过鸡、鸭和兔子。

  父亲曾经笑谈自己的养花之道:“对人来说不费工,对花来说不勉强,听其自然,姿态倒比店里买的好看。”父亲对我的教育,也是这样顺其自然,至于今后我搞什么专业,是否画画,在他看来应该由我自己决定。他对我们既不娇惯,也不要求盲目服从,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持平等的尊重和信任的态度。小学的时候我在家里,无论是习字临帖,还是刻图章,父亲指点过我,但是从没有过勉强甚至督促,也从不限制我在其他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

  我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对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兴趣。父亲觉得也挺好,说既然喜欢你就做。我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收音机,用的是我哥哥留在家里边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小零件,或者利用旧剃须刀外壳、罐头铁皮等废品,有时我也会去小店里面找东西。我做的收音机,在杭州少年儿童科技展上展出,这是全市第一部由小学生独立手工制作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听很多台。我还手工做过耳机、电表,比如电表,从外面的木头壳子到电表的定子、转子、轴心、指针,全部都是自己做的。我小学的时候在少年宫还做过船模,叫竞速艇,是比赛用的,船模里的小内燃机是用油的。比赛的时候,小马达声音很响,船模的速度非常快,擦着一点儿浪尖,像汽艇一样整个贴在水面上飞,船身用一根七八十米长的钢丝牵着,围着湖中的木桩打转,比速度和稳定性。我也做过观赏用的那种大型的船模。

  最初的艺术教育与理想主义的雏型

  我最初的艺术教育,其实是在家里面熏陶得来的,可那是不知不觉的。如果从时间之流里明确切出一个界标,那还是1964至1968年在浙江美术学院附中的学习。

  说起来,我考上浙美附中也不是特意努力的结果。当时,我读的杭州第四中学(原杭州第一初级中学)是全省最好的初中,我完全可以升本校的高中部,考杭州最好的高中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根本没有必要去附中。但是我的图画老师一定要我去考附中,因为我在图画小组里面是画得最好的同学。他对我教得真是尽心尽力,当时学校里面的石膏教具总共没几个,也就是立方体、圆柱体和伏尔泰等几个头像,还有一个维纳斯。图画老师认为维纳斯最难,其他人都不准画,他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达到能画维纳斯的程度。他希望我报名去考浙美附中,我不肯去,我觉得画画这种事儿,好像属于成绩比较差一点的才去考,我觉得不甘心!后来,这个老师去附中给我报了名,报名费五毛钱也是他出的,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给你报名了!你还是去考一下吧,你考完了以后就是不去都没关系。”

  我记得考试是画一个瓦罐,一个瓷盘里面再放一根葱。考试的时候,我的状态特别好,特别轻松,完全是玩儿,我的那个瓦罐素描画得特别好。瓦罐本来就酱油色的黑乎乎的,我画得特别狠,整张画画得很重。我当时已经有这个感觉了,有点儿懂得画画要画得重呀,画得狠呀。考完了根本问都没问,就是没当回事。过两天,附中的女校长就跑我家里来了,跟我父亲说:“潘先生,公凯考得非常好呀!他是第一名!听说他不想上附中呀,想考别的高中。哎呀,就上我们的吧!我们还是很好的。”动员我父亲来做我的工作。父亲就和我商量:“要不然就去读?如果你去画画,我也挺高兴的。”这个事情我记得我思想斗争了两三天。关键是当时我学理工科究竟学什么自己也没明确,一时没了主张,这个时候有了学画画的机会,我有点茫然,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考别的学校,我也有些抹不开老师们的面子。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上了附中。

  我在附中学画的时候,曾经迷恋过19世纪末俄罗斯的油画,像苏里柯夫、列维坦等等,特别喜欢谢洛夫,我觉得他画得潇洒,特别有灵气。也喜欢柯勒惠支的素描和版画,看着觉得特别过瘾,喜欢她深沉的力量和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感受。在我家里,还有一些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画册,是东德一位朋友送我父亲的,我也很喜欢。当时,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在浙江美院任教,他的油画吸收了中国写意精神,大笔触,很整体,也用黑线。父亲也喜欢他的风格,将他送的一幅大白玫瑰挂在画室里。我在附中的时候,也学国画,不过是大家都学习的东西。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很好,那个明暗调子、空间感,这种道理容易懂,一想就明白了,马上就可以用到各种作业上去。我父亲是根本不问我在学什么,画什么。他对我的学习能力是十分信任的,根本就问也不问。后来我们在附中的时候,下乡、下厂的时间越来越来多了,我们就在乡下或工厂画速写。

  附中的课堂学习,我不是最用功的,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到大,课堂学习一直不是我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功课好并不很难,而且是理所应当的,我的专注点还是在课外。我开始喜欢哲学,买了大学的哲学课本。这个时候我对于理想,对于自己今后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已经有所准备了。

  我们刚上附中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我家里的条件比较好,浙江省总共有三五个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省级领导待遇,父亲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拉过来,送点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坚决不回家吃饭,连礼拜六、礼拜天也不回家吃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但是干活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差,我的付出绝对不能比他们付出得少。就是说,我要求自己跟所有的同学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而我必须比所有的同学做得好,这都是理所应当的。在附中我是第一次住校,以前都是住家里,但是我对于独立生活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困难,而且苦活、累活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干,同学们不愿意干的事,我都干。一般男同学的被子拆洗完了以后就缝不起来了,我就成了同学们当中缝被子的老手,我不仅能把被子缝得非常服帖,还会踏缝纫机补衣服。有同学生病了,总是我到医院去照顾。我还给同学们理发,到店里买了全套的理发工具,我的手艺在附中是出了名的。

  因为相对于我准备承担的责任、义务和困难来说,这些的确不算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够差,总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降低,让自己吃苦,使自己获得锻炼。这样一种自我要求,恐怕真的跟我读的那些书有关系。

  在上附中前我已经读了一些传记,像《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列宁的青年时代》、《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这些传记能吸引我,首先是这些伟人是在为理想而奋斗,为未来的美好社会而自我牺牲。在我印象当中,《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前半本整个没有讲马克思,统统在讲时代背景,后来我明白了他交代这个时代的背景对马克思的重要性,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在当时已有所感悟。《列宁的青年时代》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哥哥的死,这是列宁走向革命道路关键的一个环节,也让我意识到了革命的残酷性。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当时我比较注意的是他在岳麓山怎么去锻炼身体呀,下暴雨的时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独自一人不带分文去做农村调查。

  既然要为理想而奋斗一生,既然国家和未来要交给我们,当然需要在身心两个方面都有所准备,这一点我当时就已经很清晰了。

  刚考上附中的1964年暑假,我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非常喜欢。我对自然中的物理现象,从原子结构到天体物理,我始终怀抱着极大的兴趣,想方设法找书来看。当时,不仅有介绍达尔文的书,而且也开始有了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小册子。这些书曾使我十分兴奋,也是构成我早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暑假,我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当时我没有条件找到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哲学原著,只能猜测着理解那些复杂的语义,这对我的逻辑思维能力,着实是个很好的训练。我还经常翻阅《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那是一个米黄色封面的薄本子。因为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我总想知道得更具体一些。虽然书中的论述仍然非常抽象简括,但那种哲学化的表述,也曾让我着迷。当时已有介绍康德和黑格尔的书,使我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了最初的概念。也翻过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反倒没什么感觉。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新人的故事》,是对我相当重要的一本书,让我头脑中理想的乌托邦具体化,让我看到了生活在具体可信的情节中的书中主人公。同时,它使我明白了什么是革命者。他们出身贵族,有遗产、有爵位,本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却甘愿充当贫民的代言人,甘冒杀头流放的危险投身革命。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革命者的要求,真正的自觉的革命者是什么样的。拉赫美托夫是《怎么办--新人的故事》里面的主要英雄,着墨不多,露面很少,是一个很隐蔽、很神秘的人物。他晚上睡钉板,白天穿干净的衬衫将背上的血迹遮掩起来。他既是学者,又运筹帷幄指挥革命运动。拉赫美托夫是当年青年理想主义者效法的楷模,对我来说,很长时间都起着榜样的作用。理想主义、自我要求和牺牲精神,是我在早年就为自己确定的做人的基调。

  当时我也能读到一些现代散文名篇,像朱自清、闻一多、郁达夫等等,但最喜欢的是鲁迅,尤其是他的《野草》是我钟爱的文字。鲁迅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野草》连同题辞一共24篇短文,文字隐晦,却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直观地呈现了鲁迅生命的存在。所以鲁迅又说,并不希望青年人读他的《野草》,那是“为自己的”。我的心智大概从小就比较早熟,读到鲁迅的时候最喜欢《野草》。透过鲁迅混杂、模糊的文字意象,我强烈地感受到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甚至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黄金世界”里也可能有的黑暗……《野草》里的那种悲凉,我虽然感觉得到却说不清,因为当时的我正是鲁迅所谓“如我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野草》的第一篇是《秋夜》,写了小红花和枣树的两种梦境。秋夜,小红花在院子里一边冻得瑟瑟发抖,一面却在微笑,因为她记得一位诗人对她说的话:“秋后要有春。”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诗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曾鼓舞我们以乐观的态度,去对待面临的种种困难。但这种乐观主义是以春天的必然到来为前提。枣树他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春天不会永驻人间,但它仍然把枝干铁似的直刺天空。枣树象征着的生存,是不以春天是否一定到来为前提的,即使“春后还是秋”,它也要进行奋斗。

  《过客》曾问:“前方是什么?”小女孩说“前面是花园”,小女孩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老人则回答说:“前面不过是坟。”显然老人的判断更接近真实。可是在确定了“前方是坟”以后,我们仍然有两种人生态度可以选择:老人认为既然前面注定了是坟墓,人的奋斗就没有了意义,这是现实的悲观主义者态度;过客明知道前面是坟墓,奋斗一定没有好结果,但是仍然要往前走,他觉得前面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呼唤着自己,这声音其实就是内心的命令。过客的态度,是鲁迅自己的选择,后来也成了我一生的选择。

 

 【今日论坛】 【收藏此页】 【打印】【关闭】   

相关链接  


关于我们 法律声明 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010-58760011 转 335/350/351 投稿信箱:info@vrdam.org
版权所有 © 2006-2020 今日艺术传媒  备案:京ICP备11039214号-8
今日艺术网微信公共平台
官方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