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
　　我们的云南省无论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远离中原。云南有天南、彩云之南的“诨名”，意思是说，这块地方在天的南边、云的南边。命名的口气非常之大，就像云南人好把很小的湖叫做海，把很大的湖叫做池一样。《滇志》记载：“汉武帝元狩间，五色云见白崖，遣使迹之，置云南县。”其实，早在楚威王时代，楚将军庄蹻就率了两万多将士来滇池边建立滇国了。是故，云南有两个简称，一个是滇，一个是云。历朝历代，中原的朝廷都对云南搞羁縻政策。所谓羁縻政策，就是和平拉拢，纳入麾下，划入版图。羁縻政策最厉害的一招，即大规模移民来“掺沙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实施换血和输血工程。这里的“换血和输血”，就是搞民族融合，文化会通，推行各朝各代有着不同解释的“王道”。汉族不就是这样“滚雪球”滚大的么。从常理来看，云南这个地方可能会是最不安定、最不和谐的地方。这里可能是世界上文化形态、宗教形态、民族形态最多元的地区，本土民族有26个，宗教有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各种本土宗教等。也许由于土地广袤、山高水长，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容易生存等原因，云南各族民众之间都能和睦相处，这是个伟大的奇迹。

　　在南诏大理国时代，大理是云南的中心。明清以后，昆明是云南的中心。以中原人的眼光来看，无论云南还是昆明，似乎没有谁赞美它“人杰地灵”。只是毫无例外地赞美它的天气——蓝天、白云、阳光、温度。昆明多数事物都温柔而慵懒。想来也怪不好意思的，我们这座城市既没有出过曹孟德、刘使君这般逐鹿中原、甚至一匡天下的大英雄，也没有出过唐伯虎、徐志摩这种世人瞩目的风流才子或薛涛、柳如是那样通脱的旷世才女。一代美女、才女陈圆圆倒是在昆明莲花池住过，在英雄们争来夺去的折腾之后，把红尘看破，可那是人家吴三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带来的。（如今当有几个才华卓越者，那是后话）然而，昆明或者说云南，毕竟不是个小地方。云南的土地面积比法国只小五万多平方公里，而比德国还大三万多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块地方，高山绵延雄起，河流奔腾不息。当然，昆明或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的精神气质，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在这个“温柔之乡”里，似乎万物都很害羞，美德呀，恐惧呀，疼痛呀，都深藏不露。昆明多数人一辈子不出城，从来没有计划远行。昆明就像一部没有强烈的主题思想和起、承、转、合那种叙述方式的天书——不存在开头，也没有结尾，只有不断滋生出来的、永远让人不好捉摸的细节。偶尔有点断章取义似的、突如其来的情节，也会让人们精神振奋，斗志高昂，倾城而动，要去讨个说法。这种时候，肯定是云南人认为天下不公了，人心泯灭了，世界不好玩了。比如护国运动，在昆明发动，天下响应，机会难得。该逐鹿中原了，大伙儿也就邀约着出发了。可帝制推翻之后，就没有云南人什么事情了。而云南人也不生气，又回来陷进温暖的春天中去了。用一句话来说，昆明人不憨，敢于做局外人，外省人，但不像阿Q。也就是说，云南人虽然不想动不动就要去打天下，但云南人也是很倔强的。要么懒得干大事，要么干一件或许就能惊天动地。护国军都督唐继尧首义，推翻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袁世凯自不必说；乾隆时的监察御史、师法颜鲁公书法“千古一人”的钱南园，弹劾和珅，“直声震天下”；郑和率当时世界最大的船队，28年中七下西洋；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英豪汇萃，中国十大元帅中，朱德和叶剑英就是从这里毕业的，三个国家的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崔庸健，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都在这里学到了纵横天下的文治武功；聂耳横空出世，青春勃发，高歌一曲，令所有国人都得肃立；腾冲县63岁的抗日县长张问德《答田岛书》，锦绣辞章，丈夫气节，真书生意气也，当名垂万世，为国人临危赴难永世之表。上述这些事情，说明云南人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只有知进退，识荣辱，才说得上有人文气度。搞艺术、学术，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没有这种底子，只想走捷径，搞小策略，施小诡计，不可能有所创造。

　　昆明
　　毫无疑问，昆明是中国一座现代艺术之城。当然，我这里说的现代艺术，不是那些小匠人心目中的那种玩意儿。在我看来，这座城市现代性文明的养育，应该从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算起。现代性是一种生活方式。1901年，以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为首的几家机构，联合成立了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开始修建滇越铁路。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进一步法国半殖民地化。殖民的血泪痛苦和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元素一起进入昆明，昆明人的生活方式渐渐发生着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变化。到30年代，昆明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巴黎化。洋人的机器、货物，洋房、香水，短裤、胸罩，生活习惯，风雅情致，对昆明传统的文化和生活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改造。昆明人那种闲散、浪漫、消费、追求时尚的气质，几乎就是巴黎人的克隆。在抗战时期，昆明成了中国后方的文化中心，昆明人的现代性观念进一步得以加强。西南联大等校在昆明成立，一下子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品质提高了一截。一时间，这里才子云集，思想活跃，让本地人更加眼花缭乱，觉得世界上好玩的事情越来越多，就连学术呀什么的，也很好玩。昆明的现代性从理性、观念上得以巩固，新的学术、新的阐释方式、新的说法纷至沓来。

　　先说联大，这所创造了亘古以来高等教育一个灿烂奇迹的大学，完全可以说是西方和东方文明最高程度结合的一座“基因库”。这里只谈现代艺术。由于许多教师都在西方留过学，再加上像威廉•燕卜荪这样的诗人和理论家来联大任教，昆明成了接受霍普金斯、叶芝、艾略特、奥登等现代派诗人影响的重镇，直接承袭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探索的传统，与直白的抗日救亡诗歌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对照成为另一文学主流。联大教师中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有闻一多、冯至、叶公超、卞之琳、沈从文、燕卜荪、朱自清、赵萝蕤、吴宓、李广田等，学生中的诗人作家有马逢华、王佐良、叶华、沈季平、杜运燮、何达、杨周翰、陈时、周定一、罗寄一、郑敏、林蒲、赵瑞蕻、俞铭传、袁可嘉、秦泥、缪弘、穆旦、汪曾祺、周珏良等。他们编辑出版的《文聚》、《冬青》等刊物影响甚大，探讨艺术的现代性蔚成风气。（20世纪90年代，王佐良著文提出“昆明的现代派”之说）除了联大之外，还有中山大学，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等校也迁移到昆明。杭州国立艺专即今天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专于1938年——1940年间在呈贡县安江村办学，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也很久远。艺专的5个系被临时安排在安江村的古庙、古寺中上课。当时中国著名的艺术家和教育家潘天寿、林风眠、方干民、常书鸿、关良等云集于斯，学生中的董希文、赵无极、朱德群、周培初、吴冠中等后来都成了大艺术家。国立艺专在云南招收的学生刘傅辉、黄继龄、夏明等，后来成了云南现代艺术教育薪火相传的一股力量。有两件事情能说明云南人对外来的人和事物的宽容和接纳。一件是，艺专的师生在地藏寺里，当着菩萨的面画男女裸体模特儿。此事虽然在当时有伤风败俗、对菩萨大不敬之嫌，但也没有听说惹出什么宗教问题的麻烦。另一件事是，徐悲鸿大师取道缅甸回国，经保山、大理到昆明，一路创作、办展览，传播现代艺术。袁晓岑先生回忆：“1942年春，徐先生在昆明武成路华山小学大礼堂举行抗日劳军画展，作品百余件。其中大幅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群马》等，大幅油画有《徯我后》、《田横五百士》等。质量之高，冠绝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堵，轰动了南国边疆。”现如今，再大的大师到任何中心城市去办展览，恐怕也没有这种“万人空巷”的效果。当然，人们不应该忘记本地的云南大学所起的作用。云南大学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中国一流名校。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曾在云南大学兼课。文学艺术方面的著名师生，有新感觉派小说家施蛰存、研究纪德出名的法国文学博士张若名、翻译瓦尔特•惠特曼播扬自由精神的楚图南、后来成为钢琴大师的傅聪，名教授徐嘉瑞、刘尧民等都是写过现代诗的人物。

　　联大等校复员后，那种对现代文学艺术的探索精神，一直作为种子埋藏在昆明人的心灵和心智中。五十年代以后，廖新学、刘自鸣等从法国归来，用科罗以来直到印象派以后的现代艺术语言，创造昆明的艺术语言。姚钟华、丁绍光等人从北京上完大学归来，开始创作云南风景或风情的艺术。吴冠中到云南写生、讲学、办展，倡导其形式美的艺术主张，袁运生在西双版纳的写生画展（云南省博物馆），挪威表现主义大师蒙克的画展（云南省博物馆），熊秉明从上世纪70年代初多次往返于法国与故乡云南之间，对云南文学艺术界潜移默化的影响，法国当代艺术家皮戎、奎克画展，保加利亚绘画、雕塑展，苏联现代造型艺术展等，都对云南新时期以来的艺术注入了多元的艺术观念，解构单一的艺术创作和评价模式，使各种艺术形态的生长成为可能。云南虽地处边陲，但艺术家们仍然适时号准了时代的脉动，这不能不说是云南艺术现代性传统力量的逻辑演绎。“申社”画家有姚钟华、丁绍光、蒋铁锋、王晋元、刘绍荟、王瑞章、孙景波、裴文琨等十几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虽然风格迥异，但都很有分量。姚钟华先生说：“它的历史功绩在于将思想解放的精神贯注在绘画创作的根本观念中。”说得很准确。1981年，《申社画展》“演变为”《云南十人画展》在北京展出。这两次展览虽不能以其全部作品诠释艺术的“现代性”内涵，然其获得的成功，影响意味深长。

　　在80年代中期，昆明又孕育着现代艺术的另一场运动。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青年人，又在寻找着这块“云之南”的土地与世界现代精神史的联系。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潘德海、张隆、侯文怡（上海）、孙国娟等画家，在寻找自己的艺术“方言”，他们在昆明的圭山、“塞纳河”（盘龙江）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源泉，艺术图式——这是云南现代性美术的又一次崛起，这种敢于选择自己身边的题材和话语的勇气，我深表赞叹。他们的艺术创作，举办“新具象画展”，组织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是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事件，构成了中国“85’新潮美术运动”中被称之为“生命之流”的重要流派。现在，昆明有成批的艺术家在现代艺术领域作着新的探索。唐志冈、李季、刘建华、罗旭、曾浩、曾晓峰、栾小杰、段玉海、朱发东、唐家正、何云昌、李志旺、杨一江、武俊、陈玲洁、和丽斌、苏亚碧、罗非、陈长伟、宁智、史晶等人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深思，有的人已经显示出了杰出艺术家的端倪，有的人已经成为杰出的艺术家。还有成群结队年轻艺术家在昆明、在云南的各个角落里进行着面对自己或传统的艺术创造。外地也有许多艺术家来云南、昆明定居，建立工作室，形成了一个“昆漂”现象。

　　创库
　　创库艺术家社区，在西坝路101号，是建在一座关闭了的工厂——昆明机模厂的厂房空间里。原军旅画家唐志冈发现了这个废弃的工厂，与叶永青“合谋”开始对这个未来的艺术空间进行了理想主义的规划。创库里有几十位国内外艺术家的工作室，有国内外著名的诺地卡艺术空间，有上河车间画廊、红香蕉酒吧，有井品画廊酒吧、老别墅中餐馆、羽毛球馆等。叶永青主持的上河车间画廊，首次开创了接纳国外艺术家入驻工作的艺术空间模式。来自英国的数十位艺术家在最近五年间在此创作、举办展览、进行学术交流，带来了英国当代艺术最新的探索模式和语言魅力。许多在当代艺术领域活跃的艺术家如方力钧、张晓刚、毛旭辉、韩湘宁、岳敏君、马六明、宋永红、薛继业、曾凡志、周春芽、潘德海、唐志冈、李季、刘建华等都参与过该画廊的展览和学术活动。诺地卡是瑞典人孟安娜女士于2000年5月创办的，是一个瑞典独资、北欧风格的画廊和各种门类艺术交流的会所。诺地卡意在北欧与中国文化的交流，因此，人们在其中既可以品尝北欧的美酒咖啡，西式佳肴，更重要的是能欣赏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乃至世界各地的绘画、雕塑、音乐、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五年来，诺地卡已经促成了十几位昆明年轻的艺术家到北欧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交流活动。说实在的，作为诗人，我早就想创办这样一个艺术空间，但我个人没有能力，我被体制所累。我曾称创库为“我们亲爱的创库”，那是我看了瑞典杰出的艺术家约翰松的原作后发自内心的称呼。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面对面的交流，观看或倾听他们的原作，这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也曾经说过，创库在昆明人的精神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比一所艺术院校起的作用也许还要大。我想，如果昆明没有创库，我会很空虚和失望的。创库的出现，诺地卡的精神得以无声地播扬，实在是社会的进步，是民间力量参与文化建设，推动文明进程的最生动的表现。君不见，那些僵化的、学院派的、小人物们办的学校，政府出钱养着的文化艺术团体，他们什么时候对社会有过最直接、最生动的影响力？他们的嘴，他们的手，他们的脚，什么时候被真实地、真情地使用过？在全国各地都没有，从来没有！创库驻库艺术家有约翰松、毛旭辉、叶永青、唐志冈、潘德海、李季、孙国娟、武俊、段玉海、胡俊、栾小杰、雷燕、宋梓萍、董雪、王涵、刘亚伟、胡晓刚、金志强、杨文萍、张琼飞、吴以强、茅以芸等。创库一年四季都在举办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展览与艺术活动，这个民间的艺术家社区正在书写着昆明当代艺术史新的一页。

2005-8-20 喜鹊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