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医学邮展开幕式上，担任组委会名誉主任和评委会主任的常增书被聘任为了我会的名誉会长，给全体医邮会员带来了莫大的鼓舞。
               
常老1933年出生于河北平山一个农民家庭，1947年底参加革命，先后在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随外事组进入北平。后参加解放战争而南下广州，长期在外事部门工作。退休前曾任澳门鸿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市中外合资中联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中方经理。他历任广州市暨广东省集邮协会首任会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及第二、三、四、五届副会长。并担任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委员会主任，邮展委员任主任。
               
他的集邮经历几乎与工作经历同步。自1954开始，便系统研究1905-1951年中国快信邮政史，编成《中国快信邮政》邮集于1985年，先后参加了印度、加拿大、新加坡、捷克等国际及世界邮展，并出版专著《清代、民国快信邮票研究》。自1972年后又主攻中国航空邮政历史，于1992年编组成《中国早期航空邮政发展史（1920-1941），参加西班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北京等地的国际及世界邮展，分获金奖、大镀金、金奖加特别奖……。
               
常增书先生受到集邮界人士的尊敬不仅仅在于他的集邮资历与成果，更多地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常增书一生性情平和，待人诚恳，不论本职工作还是集邮，都毫无功利之心，很少从经济上去算计什么。他靠自己的本色赢得了人们的信赖，他以自己的付出出赢得了人生的价值。”对於他的这一评介，笔者感同身受。
               
1991年，从通信中他得知我收集医学专题方面的资料和邮品，便先后无偿地寄赠给了我《澳门邮票目录》（1987年澳门文化学会版，此书是由其在澳门工作期间所策划和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的），以及澳门友人赠他的“孙中山诞生120周年”首日实寄封。
               
2005年6月，我市一位青年邮友突然收到一封常老走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信函，信上说：“从《集邮》2005年第5期上拜读了您'谈棉花'的文章，特函祝贺……我从广州来澳州探亲，远在大洋彼岸知道您根据自己的学业、职业爱好编组最熟悉的心得性邮集，因此会得到应有报酬。我也帮不到您什么忙，特寄上澳州发行的一张棉花明信片，虽然已经实寄过，但有棉花照片一面仍完好，也许对您的邮集用不上，但表达我一点支持的心意。”
               
如果说上面的事例还是远距离的感受，那么，这次广州邮展的接触便是零距离。
               
10月1日，在广州羊城集邮文化节开幕式上，我向他汇报了4日开展的医学邮展筹备，特别是台湾客人的情况，他十分亲切的对我说：“从3号下午起，我一切听你的安排……”。说到做到，在这二天半的时间里，他事无巨细的全程参予了我们的展务。这期间，他为我会二百多位会员签发了明信片。在为获奖证书签名时，他事先将签字笔在其它纸上进行涂试，签好名后再一张张仔细核对并亲手将证书装入塑料夹中，加上一份邮展目录。他细声地对身边的会友说：“万一装重装漏了就不好……。”“您见过几个大会长亲手为会员分装并校对证书袋的？”目睹了常会长签字的人事后这样感动地说。
               
还举二个细节吧：为了节约，本次邮展的证书事先由骆庆明在家自己单色打印，但发奖前大家决定重新制作了一套，见到房间地下存放的没用件，常老顺手拿起一张，放入自己的袋子，一边笑着说：“这是‘没发行片’，有收藏价值”，顿使当事人的心头不快烟消云散。在场的吴畅邮友要求与之合影，见到室内仅一椅子，便请常老坐着，他回答说：“这样不礼貌……”；因为距离受限而多拍了几张照片，常老说：“没关系……”。
               
这，就是常老做事做人的小节，它使我们近距离地领略了大家的风范。有这样的群众领袖，是中国集邮界的大幸，能聘到这样的名誉会长，医邮会的活动将会更加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