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不幸于10月谢世，本刊特请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撰文悼念略志先生学术成就，并转载汪庆正先生最新，也是最后一篇研究论文──〈十七世纪景德镇民营窑业的兴盛〉，是文为节录《十七世纪景德镇陶瓷展》目录内专文。
不久前，汪庆正先生在回顾他的学术生涯时说道，中国古陶瓷研究是他起步最晚、花费功夫列钱币、碑帖之后的一门学科。但是，正是凭着汪先生的睿智和对学术的敏感，在中国古陶瓷领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代泰斗。

经过长期的探索，汪庆正先生总结出一套研究古陶瓷的科学方法。他认为：研究中国陶瓷史，要做到两个兼顾：在研究内容上要兼顾陶瓷美术、陶瓷工艺和陶瓷经济三方面的内容，不可偏废。在认识与研究古陶瓷的过程中，关注古陶瓷的造型、纹饰固然重要，但是若是不注意陶瓷制作时留下的工艺特征，往往会陷入造假者的圈套；而重视陶瓷生产、流通的经济学背景和过程，不仅是完整的陶瓷史所必备的，而且会在一些疑难问题上找到更令人信服的证据。在研究的过程中，汪先生强调要兼顾文献、传世实物、考古数据三方面的数据，不可偏废。古代文献往往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不可轻易否定，但是有时记载会不全面；流传有绪的传世文物是我们认识古陶瓷的老师，如果对文物缺乏最基本的鉴定能力，那　研究往往会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当然，对古陶瓷的认识水平也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科学的考古资料是研究古陶瓷产地和时代的重要依据，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科学地认识三者的利弊，将它们结合起来，才是古陶瓷研究的科学态度。汪先生还较早在古陶瓷研究中引入科学检测方法，科学检测包括古陶瓷胎釉成分测定和热释光年代测定两部分，测定数据往往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验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据汪庆正先生回忆，他是从文革后期开始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艰苦，唯一的有利条件是上海博物馆有丰富的馆藏，从此，陶瓷库房成了他的研究室。在熟识历代古陶瓷和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陶瓷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敏锐地发现其中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主持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陶瓷》基本陈列的内容设计和参与《中国陶瓷史》的主编工作，成为他全身心投入古陶瓷研究的契机，研究并解决古陶瓷研究中的难解之谜成为他研究的重点。

长期以来，汝窑的产地问题一直困扰着古陶瓷研究者，自1930年代，就有学者在河南临汝一带寻找；1950～1970年代，河南省和北京的专家对遍布河南全境的数十处古窑址进行了全面调查，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汝县（今汝州市）境内，但依然访无结果。1986年古陶瓷西安年会上，汪庆正先生看到了河南宝丰清凉寺农民犁地时发现的一件青釉洗，虽然釉色与传世汝窑有差别，但是其它诸如胎色、造型、支钉等特点基本符合汝窑的特点。汪先生敏锐地感觉到汝窑的产地问题将要得到解决。回上海之后，他马上派陶瓷研究部的二位同事先后两次前往现场调查，第一次发现了一些典型的汝窑瓷片标本，第二次发现了支烧具、匣钵、火照等窑具，最终证明了汝窑的确切窑址在宝丰清凉寺村。

文献记载历史上的南宋官窑有两处：郊坛下官窑和修内司官窑。早在1920年代，在文献记载的南宋临安郊坛所在的杭州乌龟山下发现了郊坛下官窑，而在记载修内司官窑所在的凤凰山却久寻未获。一些专家、学者纷纷考证，有说郊坛下官窑即为修内司官窑者，也有说修内司官窑即是传世哥窑。一时，修内司官窑问题已获解决成为古陶瓷界一种时髦的观点。汪庆正先生却在不同的场合坚持认为：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常常是我们对文献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因此，文献记载不能轻易否定，在人们对凤凰山的每一寸土地彻底翻遍以前，对修内司官窑的探寻仍应抱有信心。1996年9月，杭州的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一条小溪附近的老虎洞发现了宋代的瓷窑遗址，经过科学的调查与发掘，证明这就是人们长期寻觅的修内司官窑遗址。当年朱伯谦先生和杜正贤所长携带在老虎洞发现的瓷片标本专程来沪与汪先生探讨时，汪先生兴奋不已的情景至今仍在眼前。当时他就断定，这些与郊坛下官窑相似而又有区别的标本应该就是修内司官窑的产品，以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汪庆正先生曾几度亲临现场考察，他感到多年带着希望的探索并没有落空，从发掘现场所见的部分发掘材料和标本，确信该处窑址和南宋人的记载完全相同，应属南宋官窑无疑。而且他还进一步考证推断修内司官窑的创立不可能早过绍兴20年（1150）前，窑址烧造的下限一直延续到元代。

北宋官窑问题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根据记载，北宋官窑在河南开封，但至今尚未发现窑址。由于寻访一直没有结果，加上黄河自宋代以来多次改道，北宋的都城汴京（今开封）已被掩埋在6米深的淤土之下，于是有学者认为文献记载的所谓「北宋官窑」实际上就是汝窑。对此，汪先生始终持反对态度。1999年夏天，河南有人把在汝州城内张公巷一建筑工地发现的青瓷标本送来上海请汪先生鉴定，汪先生看后大吃一惊。这些标本釉色淡雅、清亮，釉面无开片，底足多见平切垫烧。从标本胎土细腻纯净、造型制作精良等特点看，张公巷窑址的产品绝非一般民间生活用瓷。它们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相传河南出土的「北宋官窑」标本无论在胎釉、造型、工艺等方面都完全一致，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历山大碗〉也基本相似。经过热释光年代测定，其时代在北宋范围之内，胎釉成分分析也证实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4件标本正是张公巷窑址的产品。当然，所有这些结果尚不足以证明张公巷窑址就是北宋官窑，但是它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北宋时代一处生产精美青瓷的窑场，其质量之高说明不可能是民窑的产品，其特征又与北方其它名窑有很大的差别，那又该如何定位此窑呢？当时汪庆正先生认为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目前，认同这个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

17世纪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战乱纷起、景德镇官窑的生产受到极大的影响，官窑的优秀工匠流向民窑，加上外销瓷需求的大增，促进了景德镇民窑生产的大发展。由于这一时期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主要输往欧洲和日本等地，因此长期以来关于17世纪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在1980年代后期，汪庆正先生在国内学者中最先开始研究这一课题，并认为过去一些被人们看作康熙末或雍正时期的署干支年款的青花瓷器，其时代要推前60年，属17世纪的典型纪年器物；用这些器物的造型、纹饰及工艺特征作为标准进行对比，可以找出一批17世纪景德镇生产的青花、五彩及白釉瓷器；当时青花发色鲜艳、纯正是因为青料采用了新的「火」提纯法，提高了青料中氧化钴的含量；「可竹居」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民营窑业主的店号，器物大多融诗、书、画、印于一身，这是典型明代文人画的风格，由此可见「可竹居」主人精通诗、书、画、印，可能就是明代的文人画家，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才使得17世纪瓷器具有浓郁的文人书卷气，同时也是他们艺术才能的发扬和体现。这些成果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0年代初，在美国召开关于17世纪景德镇瓷器的学术大会，在出席会议的近300名代表中，来自中国的只有汪先生一人。回国后他大为感慨，一方面立即着手组织研究，另一方面注重这方面文物的征集。正因为有了十几年的积累，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上海博物馆才有可能在2005年至2006年间与英国巴特勒爵士合作，先后在上海和伦敦举办「17世纪景德镇瓷器展」，出席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近百位代表中才会有一半以上来自海外。

在汪庆正先生从事中国古陶瓷研究的30年中，参加主编的《中国陶瓷史》被陶瓷界视为经典之作；主编的《青花釉里红》、《汝窑的发现》、《越窑、秘色瓷》《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器》、《景德镇彩绘瓷器》、《中国陶瓷全集》等专著是今天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必备教科书，《简明中国陶瓷辞典》和《中国陶瓷辞典》（英文版）则已经成为认识和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常用工具书；他撰写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为揭开古陶瓷研究中的难解之谜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世人所公认。1992年以来，在汪庆正先生的主持下，上海博物馆先后主办了哥窑、越窑和秘色瓷、白瓷、17世纪景德镇瓷器等4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相关课题的研究，扩大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17世纪景德镇瓷器展」和研讨会开幕前夕，为此付出极大心血的汪庆正先生离开了我们。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他悉心培养的一批中青辈学者已经成长茁壮，他们继承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和钻研精神，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相信能对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有更多的贡献与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