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珺，设计师与评论家。长期以各种方式从事城市研究和实验创作，2003年下旬在广州成立并主持下划线(Underline)课题组，考察城市动态对设计现象的驱动关系，潜在秩序的显见结构以及自动生成的设计机制；2004年底开始着手主编《城市中国》(UrbanChina)杂志，并同时撰写编辑《超中国》一书。主要作品包括《无上下住宅》(2000)，《吧网计划》(2000)，《北京桥影茶坊》(2000)，《水化体》(2001)，《购物乌托邦》(2002)等；重要文本和著述包括《无中生有》，《商业展示》，《复写幽灵的多重坐标：从混音到混译》，《变形记》，《几乎非物质》，《9.57的剩余空间》，《时态城市》，《关于库哈斯的一切》，《MVRDV Puzzle》，《游戏时间》，《社会产品》，《脏筑》等；主要译著包括托尼•戈德福雷的《观念艺术》，雷姆•库哈斯的《大》和《垃圾空间》等；1974年生于湖北，本科和硕士分别毕业于上海和北京，现工作和生活在广州。
十道问答
1、你的成长经历在空间和专业上跳跃性比较大，该如何定义你的身份或描述现在的工作？
专业是个很陈旧的问题，今天跨专业的从业和合作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和十年前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一方面说明教育相对于外界变化的滞后，仍然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分工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说明时代演变对于传统知识结构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跨专业的人员只会越来越多，多到学院不得不修正其专业划分甚至教学体系的程度，这也是在我目前有限的教学实践中正在做的。
但反过来说，如果说我和其它跨专业人员的不同，也许在于我更多地将专业看作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技术。从前不断校正自己的方向更多靠的是直觉，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晰一些了，比如把平面设计看作是一种信息表达的语言，工业设计是物体系的一种造物方式，建筑和城市则是各种力量、规则和事件作用后在空间结构上的结果等等。如果我们还有某种专业的话，应该是关于如何将运动中的潜规则变得可见化和现实。空间上的变化事实上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伸：上海北京广州的跃迁给我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大，专业变化相对于这种变化就无足轻重了，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哪个城市。
基本上我还是愿意称自己是一个设计师，但不是专业赋予的那个身份。人们说邓小平是中国开放改革的设计师，上帝是宇宙的设计师，应该更接近这个概念；因为有人会说，他设计的东西在哪？我怎么看不见？那就是这种设计最高明的地方。
《非常建筑》标志＋名片：1998
2、从最早的接触就发现你特别重视结社研究，团队工作，这在国内非政府性质的设计师群体中并不多见。
应该包括两方面：独立研究和跨域合作。后者是基于前者的，否则只会有拼贴式的、貌合神离的合作。合作不是简单的工作分配，而是共同建构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中用各自的知识和体验去独立推演和交叉互动，使整个框架纲举目张同时又枝蔓丛生。而对于我们这种以海量信息为对象的团队，合作就比其它形态的社团更为必要。合作方式本身往往可以定义信息在研究过程中的组织方式。
《无上下住宅》(2000)，《吧网计划》(2000)：于2000年8月以非建筑系学生的身份同时参加的两个全国大学生建筑竞赛，分获四等奖和二等奖(后者与清华大学的陆翔和北京建工学院的徐东昕合作，化名“徐尹翔”)。
3、“下划线”课题组是个什么样的团体？与政府或学院中的研究机构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和范围。
这是一个以独立研究和跨域合作为基础的、面向课题的组织。但最好不要用太多的定语去限定它，让它的未来具有各种机构形态的可能性。只要各个时期的课题是确定的，以及在一系列课题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框架是确定的，就不用担心它在形态上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也有可能成为受雇于政府和学院的研究机构，但我们还可以是别的形态：赢利性或非盈利性的、编辑部或出版社、策划机构或一个网站等等，或者仅仅就是因某个特定事件而聚在一起进行合作的人而已。因为我们是面向课题的，所以受雇方和小组成员都可以是一次性的，随时组合、调整和优化的。这可能是和其它固定性研究机构的区别。
目前我们的研究范围暂定为“可见之物”，包括几个尺度：物品、建筑和城市。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首先已经建构起来一些关于这三个尺度的、本体性的研究模型，以至于具备这个模型一系列参数要求的，就可以定义为物品、建筑和城市，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发的推导，假设出若干种子模型：虚构的物品、建筑和城市；又因为我们的“跨域性”，我们研究的更多的是这些可见部分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在这种驱动力的作用下，系统内部的参数如何组合变化，成为现实、搁浅或泡汤的。驱动力和各种假设模型在一起，动词＋名词，便构成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及其运动方式。正由于我们的对象具有虚构性(必然性和系统性)，驱动力具有现实性(偶然性和混沌性)，我们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具有理论的高度和现实的深度。
2.3 即将出现的物品(Things to Come!)，2005
从属于下划线的“社会产品”系列，在此下划线并不强调设计师的创造作用，更多的则是一种对社会力量流动的推测，以及对之通过自我组合完成造物这一自发机制的肯定。
2.3.1 01702世博波/Expo-po
一系列包裹着中国名牌新建筑模型的玻璃弹子，折射出内部纪念碑般的金色光辉，可供观赏和玩耍。
2.3.2 01705两用马桶/Amphi-Stool
出于人类入厕习惯的蹲坐分化，该马桶在坐式马桶上植入了蹲式马桶的原型，从而兼顾了双方的需要。
2.3.3 01707伟克力/Viagrate
伟哥＋巧克力＝伟克力。但这种巧克力其实并不含有伟哥成分，但由于伟哥在上个世纪末制造的神话，它的外形便足以让人产生联想：巧克力＝爱情，伟克力＝爱情的原动力。
2.3.4 01708安全裤/Condom Shorts
由于艾滋病的威胁，传统用于避孕的安全套已经不足以达成安全效果。安全裤＝安全套＋短裤。它扩大了安全套的保护面积，令用户更加安心。
4、为什么叫“下划线”
这个词描绘了在现实表象背后的规则和事物之间的关联。首先我们需要梳理潜在线索以建构框架，其次我们需要强化这个框架中的某些节点使之成为这个框架的一个关键词、坐标和锚点。下划线(underline)具有这两重含义。
“……我就像一条鲸鱼跃到水面，喷出细小的水雾，暂时地搅乱了水面的平静，然后让人家相信，自己装作相信，希望相信，或者心里确实相信在别人看不见也无法控制的海洋深处，它遵循着某一深刻的、连贯的和理性的轨道。”——福柯(Foucault)，1976/1/7，转引自《下划线日记》，2001
“Under：地下的，非主流的；表面之下的，潜在的，内部的，更深入的，未被揭示的。Line：线索，联系。Underlined：被强调的，重要的。Underline：看似无关的学科、知识、事物间的潜在联系。现象之下不变的基底，相似轨迹间的超链接。Underline(d)：下划线(设计)。”——《下划线日记》，2001
5、你为什么如此关注城市研究？与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的研究是怎样的关系？你如何将你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实践相联系?
对于“可见性”的研究，城市是个兼容性最大化的容器；以城市作为对象，我们从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和深层文化中得到的物证就变得便于管理，并且最终都会归结为一个可见的、实体化的空间结构。所以，我们的侧重点在于研究现实是如何作为潜在秩序的延伸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也会假设一个模型，通过大量调查和推导得到的数据来为这个模型成型；而我们更多的是找到我们假设的模型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让它既为现实笼罩模型的抽象，又为模型注入现实的重量。城市规划研究的大多是宏观的空间结构，我们则有更多的层次：宏观(城市)、中观(建筑)和微观(物品)的；城市规划大多研究的是控制性，我们则关注在控制之下生成的各种受控和失控因素。由于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以物化的方式塑造着现实，而现实又是一种与我们大多数人血脉相连的存在，在这种现实中即使不出现人，你也能够根据它的环境推测出其中个人的命运。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中，“个人”或“自我”就像个谜底，从不出现在它的谜面之中。
虽然城市建设在今天几乎具有了“心想事成”的速度，但对于我们的个人生命而言依然过于缓慢，而且最大的问题是：通常项目都是以个案和具体的方式来到我们面前。除非它能够使你有机会进入一个更庞大和隐秘的系统(项目越大，业主就越有可能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个系统和网络)，而这系统对于更普遍的物化方式有着决定作用，设计便摆脱不了为泰坦尼克打磨门把手的命运。所以，有业主的实践对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平行于其它大量独立的、主动实践的选择。前后二者都有着相同的可能：将潜规则变成现实，并对现实的其它部分造成影响；如果我们选择前者，更多的不是因为可以实现什么，而是因为可以介入什么，随后，将介入过程的分析注入到实现的作品之中。
“形态的捉摸不定变化无常是这个迷宫的重重谜团，只有BSG掌握着其秘不示人的谜底：保持兴奋，唯有不断变形。”——《变形记》，2002
“公元3000年，人类不再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一部无比冗长的现代化城市史。考古学家不得不将浩如烟海的资料高度压缩，以快进模式播放着这三千年来的城市演化。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段历史中曾经有一个时期，构成城市的并不是空间，时间彻底吞噬了空间，……考古学家将这一时期的城市命名为：时态城市——一个只有时间形态，没有空间形态的城市。”——《时态城市》，2002
6、“海量”式的信息积累似乎是你最重要的工作方式。现代社会的“信息爆炸”好像没有让你感到恐惧，反倒使你斗志昂扬。
起初，“海量”的原始积累可能只是某种在无从着手时让自己有事可做的一种机械、被动的调查方式；但一旦这个积累达到一定量之后，它的堆积结构也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你必须主动建构一个更有效的目录来存储它，否则它就会坍塌，变成一片你自己都不知身处何处的垃圾，也就不再是海量。所以对海量的处理，关键不在于它有没有派上用场，而在于你如何能在它可能派上用场时找到它；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它的存储方式：你必须确保你的下一条信息可以以精确的方式进入这个目录，如果不能，你就必须优化这个目录。所以这个目录是面向外界的，因为外界不仅可以填补它，更重要的可以不断地修正它。究其根目录的性质而言，它是集权式的，具有“吸星大法”的力量；究其生成方式而言，它又有着“因您而变”(招商银行广告语)的市场性，不断在外界参数的变化中重塑自身。
所以对于这样一台信息处理器而言，垃圾文化不是灾难而是福音。人们对现代化和垃圾文化的恐惧大都源自对家园和子宫的迷恋，家园不会因为他的主人留在家里而一成不变，在海量的垃圾之中它只会成为另一片垃圾；我们的策略不是留在家里去螳臂当车地捍卫它，不是对外界的愤怒和对自己的乡愁，而是主动出门去分析垃圾混沌的逻辑，重组外界，只有找到家园在新的语境中的新的定位，我们才能留住它。
“你曾经将自我抛弃到你之外的一切，现在你用这一切重组你的自我。”——《关于库哈斯的一切》，2003
2.2 Project-Net：城市资讯的分类结构及相应课题。
7、你常使用的软硬体工具有那些？每天有多少时间花在电脑和网络上。你如何选择和运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
最常用的软件是ACD See和Word；分别用于基本信息的图文编辑的。其中ACD See的用量很大，主要用来做浏览、分类、转格式和批量命名；其次是Photoshop和CorelDRAW，用于位图和矢量的编辑；Pagemaker也周期性的使用，用于排版；ACAD和3dsMAX用得越来越少了，因为这类工作通常交给工作室成员；Premiere和Flash则慢慢多起来，因为新工作方式的介入。
每年大约有1/3时间花在电脑上，1/3出门考察，1/3时间吃喝拉撒睡。这里有个尺度的对比：电脑和网络是虚拟的电子空间；考察的是物理的城市空间；吃喝拉撒睡则仅仅是一张床。和上网和乘坐交通工具的性质相比，我现实生活的那部分显得相当低技，但这也符合我对理想生活的定义：在高处奔跑，在低处生活。
由于工作方式和研究对象的缘故，大部分新的信息技术多少都来得不出乎意料。对于“海量”，我们最需要的是容量、分辨率和处理速度，目前按照摩尔定律进化的硬盘和我们信息积累的速度是匹配的，我们的电脑始终保持着2/3左右的负载量；其它的相关产品：CF卡、内存条和CPU都保持约半年一次的“与时俱进”。但在软件方面，我不会那么主动去跟进升级。比如说，目前我还在使用3.1版本的ACD See，因为新版本中没有出现我需要的功能，我需要的功能则还没有出现。
“与其选择垃圾的无限丰富，不如选择空白的各种可能。9.57是一种空白空间的最小化，如果它不再可能成为更多物品的仓库，那么它就只能选择成为信息的处理器和材料的反应堆；信息和材料来源于它和外界接驳的出口。在9.57中，S至少建立了3道出口：1扇通往城市的门，1张通往梦境的床，1台通往网络的电脑。9.57成了S的生活被3者占据之后的剩余。它本身幽闭而冷漠，离开它的3个世界则开放而疯狂。”——《9.57的剩余空间》，2002
8、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地考察，这使你像个旅行家。你选择怎样的目的地和路线？观察和搜集那些东西？
现在还谈不上选择，只是根据时间来将全国范围内的城市以逐行扫描的方式把考察面铺开，这依然是海量穷举的方式。目前的大部分地点围绕着国家和地方的中心城市展开，即作为都会和省会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是我的三个据点，从这几个点辐射出去的城市就覆盖了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因为回家的关系，武汉和成都是另外两个点；大部分行程都是从这五个城市中的某一个到另一个，在两个大城市之间根据行程的长短设定几个中小型城市作为过渡。我们的长途旅行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这是我们体力和电脑容量的一个临界点），途径的城市数量约为10-15个左右，也就是说平均2-3天扫描一个城市。这和社会学的蹲点式考察、定点定时监测统计等方法不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取证工作，为事前的假设和事后的分析取证；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城市群而不是单个城市。
一开始，我们的考察似乎是在寻找不同的东西；但现在，当我们已经有了69个城市的记录之后，发现事实上更多是相同的东西。差异性是显见的，一致性则是隐蔽的；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一致性来源于中国这个统一的语境，并且在我们海量文件的目录结构中，建构一个统一的目录，一方面它可以应用到每个城市的取样分类中，另一方面，当你有了所有城市的系统化取样之后，你只需一个目录就能将其所有的目录一一对应地链接在一起，其中每一个子目录，是从大量城市抽离出来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同时，地方性也以近乎顽固的自发方式，融解在这种相似结构之中，从而形成一个“大同”而“小异”的整体。我们正在编辑的书，把这个整体叫做Hi-China，也即“作为超城市的中国”。目前，我们所有的观察和搜集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它使我们在所有的城市都有备而去，满载而归。
“站在落地窗前可以看到对面的地球，黄昏时，太阳的影子自东向西覆上地球表面，阴影中渐次迸发出一个璀璨的人工光星系，点缀出一切有城市的地方；就是那一个个挤作一团的微小的温暖中心，将我和其他人像旅游团一样捆绑在一起，其中有些是一次性的游客，另一些则是有着更久有效期的导游，有些被动，有些主动，大家都在这个人工光星系中流动。‘欢迎光临！’儿子微笑着出现在窗边的可视电话中，他的身后是X市的无数工作人员和游客，在对面的星球上向我挥手欢呼。”——《此时此地的他者》，2005
2.1 ChinaMap-Tour：三年之内“扫描”的城市群及其路线。
9、你似乎受到来自一些荷兰当代建筑师的影响，比如库哈斯和MVRDV。现在国内设计界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很多，但其作品背后的工作方法却鲜有介绍。
给我影响的人物很多，不同领域的、真实和虚构的。单看我作为建筑师的这一面，我唯一两篇关于建筑师比较系统化的评论是关于库哈斯和MVRDV的，但我都不大把他们完全视为建筑师：前者我放到了一个与末日论有关的语境中，其中Radiohead式的延续、Fightclub式的毁灭和库哈斯式的再造是个体在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三种革命策略，而我个人所受的影响事实上来自于它们的三位一体；后者则当作是一个自发组织的程序方法，它将一种有序的数据分析方法应用到了接近虚构的临界点，但即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世界依然是有序和自发组织的（这和前者对于无序的顽固追求不大一样）。这方面，背后的理论支持更多的来自于Manuel de Landa……事实上给我影响的人很多，而且只会越来越多，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星系，支撑着你对海量信息的分类，并且不至于让你陷入其中某一种思路的依赖和过度阐释之中。
Influence：其词源来自in flux/to flow in——流入；因此暗示了“影响”过程的流变性：感化，潜移默化。在《在影响下》中定位的26个点中，“影响”甚至包括DJ Spooky本人先前的一些混音作品。这不奇怪，如同Roland Barthe在《零度写作》中所言：“一种来自所有先前的写作，甚至来自我个人自己过去的写作的顽固的残余影响，盖住了我现时的声音。”Miller的写作正是如此，通读他的全文就像是在一部人名词典中漫游，无疑这也是一份西方智囊团的名单：…… 如果将这些名字全部设置成超级链接，我们就能得到一部多重坐标的百科全书。Miller只是这张大网中的一个节点，一个游移不定的幽灵。在这个强大喧哗的声场之中，我们隐约听到他的声音：……在那个世界中，人类变成了一种微尘，漂浮在我们多年前制造的密码之中……——《复写幽灵的多重坐标：从混音到混译》，2001
10、我们上期采访标准营造时谈到过赫佐格和德穆隆（Herzog & De Meuron）的材料研究，还有祖姆托（Peter Zumthor）的诗意建造。瑞士与荷兰的建筑师群体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前者似乎不如后者那样关心城市问题。请谈谈你对他们的看法，在你们的研究和实践中是否也包括前者的那些主题和方法？
瑞士是个很中性的国家，而荷兰则很极端；在瑞士，与建筑发生关系更多的是自然，在荷兰则更多的是城市；后者是一个有着自主反作用力、不易调配的体系，也更为复杂；赫佐格和德穆隆和祖姆托都没有涉及过关系复杂的项目，至多很大，但功能明确而单一。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Prada委任OMA和H&deM在纽约和东京设计的两家旗舰店。OMA的处理方式是让购物的体验最大化，变成城市性的公共活动：街道、剧场、博物馆和网络等等；而H&deM则认为：商店就是商店，不是别的。然后两家都开张了，效果都不错。人们在东京店里说：啊，原来建筑可以做成这样；而在纽约店里他们会说，啊，原来购物可以这样。换句话说，H&deM解决的主要是建筑学问题，而OMA则解决的是社会学问题。我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同时又受到严格计划和控制的语境中，荷兰方式应该更适合我们，它是更广泛和复杂问题的解决之道。
另一方面，尽管H&deM的研究大都是本体论的研究，我也并不把它看作是单纯的材料研究，我想他们应该也不这么认为。材料自身的构造通常是确定的，而材料和材料之间的构造则是不确定的，这两种构造都可以称为“组织”，而后一种组织的空间结构是有可能和社会组织发生对应关系的。比如蜂巢本身的材料是糖是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蜜蜂的尺度上构成了蜂群社会的组织关系。于是问题在于，材料研究达到一种怎样的量可以变成社会组织、程序组织的研究？由于最混沌的系统都可能具有不可思议的对称性，这和在基本材料组织中体现出来的对称性是有着共通之处的，所以我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前者所研究的范畴，殊途同归。
“记者库哈斯的形象是一系列媒体器官的戏剧性组合：鹰眼(富于洞见)，钩鼻(嗅觉敏锐)，刀片嘴(言词犀利)，招风耳(善于收听)，巨手(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他的魔爪)，长腿(可以走得更快更远)，身材高耸而消瘦(建筑师中的哥特教堂和摩天楼)，背微驼(长期与‘底层建筑’对话的进化结果)，以及最为显著的特征——脑门无发(‘绝顶’聪明)。一旦他感到有事发生，这些媒体器官就像摄像机、录音机、话筒和探针一般反应极快地调动起来，迅速地进行记录、提炼、加工、合成、消化、咀嚼和反刍。这种敏感度进入了建筑，就会变得很危险。而库哈斯选择将之作为他一生的工作(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他仍对建筑抱有的最后乐趣)，他因此区别于所有其他建筑师。库哈斯是第一个有系统地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建筑融为一炉的建筑师。他使建筑不再只是个容器，而是无数事件交互碰撞的反应堆。” ——《关于库哈斯的一切》，2003
11、除了研究你们有无生产性的实践？比如工业设计，空间设计或建筑作品。
尽管我们更多从事的是分析和虚构工作，我们不排斥与生产资料直接接触的机会。一个具体的项目有能力将若干不同体系中的物流、人力资源和资金以项目合作的方式捆绑在一起，其中每种力量的来龙去脉和各种力量的相互牵制所制造的戏剧性和不确定性都远远超出于纸面的虚构，而我们的知识结构和对于潜规则的分析积累，往往只有在一个足够复杂和混乱的项目才能如鱼得水，这也是我们选择介入项目的条件。
以最近的“大声展”(Get It Louder)为例，整个展览介入了4位策展人、100多位遍布全球的华人设计师、3个城市，以及包括IKEA、EPSON、联想、Chivas和Grohe在内的若干赞助商以及背后主持的一个强势媒体。在前期一个月的准备中，我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于艺术家背景、作品类型、场地条件等既有条件上，有关展览设计的大部分宏观概念在这个阶段就已落定，并相应向《周末画报》提出了一份需要通过媒体资源争取的赞助商清单；在后一个月中，整个策展组织中的不确定因素渐渐浮现出来：作者人员的变动，作品的出入，尺寸的变化，赞助商、赞助额与赞助项目的浮动等。最终的方案是通过不断调整空间结构和材料方面的参数，使之契合既有的资金、场地和设备方面的条件所得到的结果。尽管造价大幅压低，但现场依然保留了我们事先设定的宏观逻辑，以及这种逻辑传达出的气氛。大声展少了IKEA或多了SONY(后者因为全球策略变化而中途退出，为展览的资金留下了巨大缺口)都不是大问题，但如果大声展只是某几个明星的个展、或者由某一个品牌包办的促销活动，那就是致命的，我们也不大会选择介入这样单纯的项目。
大声展：气氛的矛盾修辞法 (Oxymoron)轻松的(airily)分神的(scattered)节制的(sober)爆炸的(explosive)奢华的(lush)粗糙的(rough)声光色电的(grotesque)层次分明的(orderly)迂回的(detour)褶皱的(creasy)家常的(homely)垃圾的(junky)——《大声展计划》，2005
12、《城市中国》是否也是你们研究性工作的一种成果或者传播工具？
前面说过，我们注重两种工作方式：独立研究和跨域合作。下划线偏重于前者，《城市中国》则偏重于后者。做杂志比做书难，有效的合作比独立深入的研究更难，所以在我们介入《城市中国》的这半年中主要做了几件事：一是研究什么是杂志，我们用样刊《杂志城市》对之做了一个小结；二是分析我们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以同济大学在规划方面的垄断作背景只是一方面，而这种先天性优势如果利用不当就会变成沉闷的惰性。我个人更多认为除此之外，我们的优势更应该在于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即城市发展的宏观规则和民众的微观体验之间存在的巨大真空，谁能够有效地沟通这一真空，谁就有可能代表杂志的未来；这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如何在一本单月刊的纸质媒体上建构一种跨域合作的机制；我们为此建立的“编辑部+课题组”制度；“框架+词条”的选题编辑方式，以及执行编辑轮值制度，都是尝试建构这一机制的产物。
目前和投资方之间协调的成果包括“城市中国”这个命名(原名叫“华都”)，确定了这本杂志的研究对象（城市）和范围（中国），确定了这是一本广义的城市杂志而不是狭义的规划杂志，一本市场杂志而不是体制内杂志，一本主题型杂志而不是一本封面故事型或新闻时效型杂志；在内容上，《城市中国》将比一般的杂志要专，在叙事上则比一般的书要杂。对于我个人而言，《城市中国》也是《Hi-China》一书的延伸(如果顺利的话)，“超城市”在杂志中将落实成为跨城编辑和比较城市研究，同时利用杂志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和与读者的互动性，可以在同样的主题框架下引入更多的话语和声音，来自投资方、专家顾问、编辑群、作者、读者和广告客户等方面的声音，如何调和这种混杂，将杂志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有效地结合起来，正是《城市中国》最值得我们挖掘的地方。
《城市中国》试刊1《2010预览》，2005
2.4 文件夹地图——一张从桌面到工作文件的目录网络，如同资源管理器的显示方式，以说明你如何通过电脑将海量资料和研究内容进行分类。
2.5 三种状态——对应你各占三分之一时间的生存状态的照片（电脑，出行和吃喝拉撒睡）(无相应照片)
2.6 城市拼贴——显示你如何观察城市，和谈到的所考察城市群的区别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