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红媛
记者：“第二届广州三年展”是一次比较特别的国际艺术展，这个展览的结构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汉斯·乌里·奥布斯特：1997年到1999年，我和侯瀚如合作过一次试验室性质的巡回展览——“移动中城市”(citys on the move)，其主题是关于亚洲城市变化的，那个展览不仅仅关注城市的现代化，还把城市看作一个试验的平台。1997年我首次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香港、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当代艺术，非常感兴趣，也结识很多中国艺术家，后来又邀请他们到欧洲参加展览。此后我一直在与中国对话，多次来到中国，了解这里当代艺术发展的状况。当有机会来策划这次广州三年展的时候，我希望也搞一个试验室性质的展览，建立一个关于中国的试验室，这个试验室能够超越时间的限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兴起举办国际艺术双年展、三年展的风潮，这使双年展不仅仅集中或局限在威尼斯和圣保罗等几个地方，世界各地出现了许多举办重要国际展览的当代艺术中心，这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各地双年展的面貌越来越相似，策划人被邀请参加一个个双年展，然后他们又根据上届双年展来策划下一次双年展，于是出现了所谓“双年展艺术”，这种情况已经让人感到疲倦。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自己也独立策划或参与策划过很多双年展，我考虑应该重新打破双年展的展览模式，努力使展览成为举办地与全球对话的一种形式。根据我的经验，一些最有意思的双年展，都是基于对举办地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调查后完成的，如我策划的柏林双年展(1998年)，我们只展出柏林艺术家的作品，或与柏林相关的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因此，那展览虽然是全球性的，但是与举办地关系极为密切。
这次三年展的有意思之处是我们“超越了”城市本身，因为广州和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室。参加这次展览的艺术家来自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他们在这里作研究和交流，因此这也是一次强调举办地与今球对话的展览。
这次展览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时间结构。以往的展览通常是双年展一开始，艺术家们飞来，双年展一结束，他们飞走，国际双年展似乎依靠国际航线而存在，缺乏和当地文化的联系。这次参加三年展的艺术家不是刚刚来到广州，而是来广州两三次甚至四次，已经在广州逗留过一段时间了。因此展览是试验室展览，艺术家接触到了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现实，艺术家们在这个城市认识了很多人。
在这个展览上我们引入了一个“群岛”的概念。这个概念强调国际对话，但不是要通过国际对话消除掉差异，而是通过国际对话来创造差异。
记者：这次展览是基于一个个“试验室”，这些试验室的产品将怎样对现实产生影响呢?试验室的产品能够被“现实化”吗？
汉斯：这个展览是试验性的，它小仅仅是使用知识，展不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是在对未知而工作，对新的东西进行尝试，因此在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最终将会得到什么东西。对艺术家和观众来说，或许我们都将遇到意料之外的新东西。这次三年展可以让观众一次次回到美术馆当中来，每次观众来到美术馆，都会发现有很多新的变化。像开幕式上曹斐的戏剧就是一个非常不同以往的展览项目。我想到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对于美术馆建设的思考太局限于硬件，中国已经有了一千家博物馆、美术馆，又建了很多新的美术馆、博物馆，现在中国太注重硬件，如建筑方面。我认为应该更多考虑软件建设，应该将美术馆做一些试验性的使用，让美术馆变成更受公众欢迎的地方。
在去年第一个试验室举办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库哈斯来到广州，我们与广州的时代集团合作，由库哈斯设计了广东美术馆的“时代分馆”——这个分馆位于时代集团开发的居住区中。库哈斯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使美术馆向城市开放，通过与时代集团的密切对话，这个计划正在被实现，这只是开始。在今后试验室的长期运行过程中，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项目能够被现实化。随三年展也出版了一些书——图录和试验室文献，这些也是试验室的一部分成果。我认为艺术家的工作能产生一种类似“蝴蝶效应”的结果，或许在将来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影响，这需要时间。另外，以往的双年展常常没有留下一些痕迹，往往没有和博物馆、收藏界结合起来，一个又一个的双年展结束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威尼斯双年展就是其中的典型。威尼斯双年展举办时很热闹，但是威尼斯双年展举办了一百年，什么都没留下，威尼斯不做收藏。我希望广州以及中国的其他城市在举办双年展的时候，在长期的运作过程中应该注意收藏作品，这很重要。
记者：这次展览是一次国际合作的结果。你是一位国际策划人，曾经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密切合作。根据你的经验，你认为如何才能使一个地区既越来越国际性，又同时保持自身的传统和特殊性呢?
汉斯：这确实是目前最首要的一项讨论。我认为一个地区应该既要非常国际化，又要保持地域性，也就是“glocal”，或许这就是答案。对于两方面都重视和强调。全球化的缺点是使不同的地区被同一模式“现代化”。我认为保存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模式很重要，危险的做法是拒绝全球对话，局限于地方性，由此导致极端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好的做法是，既保持地方性，又坚持全球性对话，并从中获益。
记者：你认为这次三年展的新的构成模式可以向其他的国际展览推广吗?
汉斯：“试验室”的概念，应该可以被其他的国际艺术展吸收，但每个城市的情况都不相同，因此不会有什么固定模式。三年展容易被充当一个文化旅游项目，但是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和艺术没有什幺作用。我们想找到一种能够长期有益于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方式。特别重要的是，一个展览能够聚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关键不是做出什么成功的东西，而是制造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