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极为重要的展览—“全球女权运动：当代艺术的新方向”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将推出八十多位国际女性艺术家，强有力地宣扬当今跨国界的女权运动理念。在展览目录中，杰出的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提出了极具权威的指导性综述，以回顾过去的方法阐述了艺术的现状。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举动，现在经常被称为“后女权主义”运动。诺克林将历史上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艺术家问题与批判美术馆界对他们长期的不认可相联系而说明。（与此同时，针对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艺术的大型研究展“诡异！艺术与女权主义革命”，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诺克林还卓有成效地讨论了女性艺术家如何有能力以各种方式颠覆视觉艺术的传统规则，并声明她们自己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最后，她将所有这些归结为现实的进程，因为女性艺术家从未像现在这样取得辉煌的成就—她们是许多媒体的领导者，开创了艺术表达的新方式。因此，“全球女权运动”展扮演了展示这个进程的角色。诺克林的联合策展人莫拉·莱利解释了展览对新生代艺术家的意义：“我们在关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他们会从一种第三浪潮的视角探索女权主义，属于将女权主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代。所以，他们正好也是可以真正做出改变的那类观众。”
展览汇集了来自全球的88位艺术家，她们中的大部分从未在纽约露过面。展览旨在探索女性视觉艺术的不同形式，改变我们惯有的、标准化的观念。展览有目的地提供偏离常规，但绝对超越国界的观点。艺术家总是被引导着回归传统风格，新的领域通常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好的起始点”。展览中最好的那些作品展示了一种常规与新领域之间更复杂的关系，这种对界限的探索对全球文化都意义重大。通常，在她们特定的文化中，女性艺术家在构建当代女性身份时会把自己放在边缘的位置。因此，探索她们的艺术实践可给全球语境下，女性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带来更多的关注。
我为布鲁克林美术馆挑选杰出作品的动力源自一次个人的调查。一个人的国籍是天生就注定了的，不可能由自己来选择。因此，我的文章试图证明，一个人的国籍不是他选择艺术表现形式的决定因素。但同时，我无法避免地从关于我家乡的作品中得到感动。令人震撼的短片—塞尔维亚艺术家米利卡·托米奇的《我是米利卡·托米奇》是一个新起点，重新思考表现国家身份专横天性的方式。而且，在我看来，作品还具有超越国界的特征。短片以质疑国家身份本性的方式，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狂热带来的创伤。片中托米奇身穿白色外衣，具有象征意义地与纯洁和宗教仪式建立了联系。她震撼人心的美丽更加衬托出当代艺术中女性表现形式探索背后的深深的焦虑。
那些不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艺术家很容易变得异国化。如果艺术家在作品中运用了自己的引人入胜的形象，她很可能被误解为是在自我宣传。国家身份通常都是建立在人们思维定势的基础上，《我是米利卡·托米奇》通过夸张和对比恰到好处地反击了这种国家身份表现的思维定势。在短片中，每当米利卡更换一个新身份并说明“我是米利卡·托米奇” 时，她的身体上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血淋淋的伤口。她持续不断地用30种语言表明自己的不同身份。艺术家的目标是（至少是在表现方式方面）最终摆脱她的国家身份—这个无法在出生时选择的事物的束缚。
接下来，我又被以下这些（非塞尔维亚）艺术家的作品深深吸引：萨拉·蒂卡（芬兰）、茜茜（意大利）、萨姆·泰勒·伍德（英国）、沙齐亚·西坎德尔（巴基斯坦）、泽田知子（日本）、皮皮罗蒂·李斯特（瑞士）、丽丽贝斯·库恩卡·拉斯姆森（丹麦）、艾米·库特勒（美国）、旺盖奇·穆图（肯尼亚）、朱莉卡·鲁德柳斯（德国）、卡塔尔琪娜·科奇拉（波兰）、安娜·加斯科尔（美国）、埃尔克·克里斯图菲克（奥地利）、塔尼亚·布鲁格拉（古巴）、皮拉尔·阿尔巴拉辛（西班牙）、李部（韩国）、珍尼·萨维尔（英国）以及帕特里西亚·皮奇尼尼（澳大利亚）。
卡罗尔·阿姆斯特朗于2007年1月在《艺术论坛》杂志上对“全球女权运动”展做了展望，她批评这个展览只是关注于女艺术家的艺术，而忽略了“女权主义者”和“女性”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她说：“‘女权主义艺术’这个概念的复兴席卷了全球，强调了多元化，这是一件好事。”她继续解释说在女权运动和女性艺术之间划等号并不合适，因为这样就好像是在暗示只有女性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我相信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如果能在美术馆中看到男性艺术家创作的反映女权主义的作品那就太好了。
在近期关于展览的评论中，女权主义艺术的理念遭到各种质疑，因为它既不是一种风格，也不是一种美学。但是，展览的策展人从来没有声明它就是风格或美学；她们果断地以女权主义的态度开启了女性创造力的理念。为了深入关于什么是女权主义艺术的讨论，我想有必要介绍一下阿梅利亚·琼斯提出的专业术语“超女权主义”。琼斯带有煽动性地提出了这个术语；术语中带有“para-”这个前缀，含有“并列”和“超越”两层意义。她指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关于批评和探索的概念模式，这个模式与早期的女权主义共同发展，并构建在早期女权主义的基础之上（重新思考了女权主义并扩展了其含义范围，但没有替代它）。对琼斯来说，“超女权主义”并不具备说明性，但它开启了文化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在这种局面中，我倾向于理解 “全球女权运动”中体现的女性形式并不绝对是“女性”主观形式。这些作品没有批判父权制或男性至上那些女权主义陈词滥调，同样也没有提供激进的女权主义模式。
对女性特质这一观念批判性的干涉可以从阿比盖尔·所罗门·哥都的话语中找到提示，“ ‘女性特质’的概念似乎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一方面，它受到性别二元主义反对者和日益增多的性别身份的挑战；另一方面，它也受到无望的相关文化主义定义的挑战。”本次展览中最有力的作品给复杂的女性主义形式（超女权主义）的进程带来了一丝希望，它们通过多重相关的女性主观性建立起相互联系。我相信颠覆将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