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全景示意图



唐法秤咸享造像记

　　中国北方的佛教艺术以北朝为第一个高峰，尤其是在北魏时期。北朝建立的一系列的大型寺院和石窟寺，时至今日，《洛阳伽蓝记》等古籍记载中辉煌灿烂的砖木寺院早已荡然无存，惟有华美的篇章勾引着我们无限的想像，而有幸能留存到现在的，惟有可传之不朽的石窟寺了。魏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在河南地区雕凿了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石窟寺，巩县的这座石窟寺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处。巩县石窟位于巩县城西北砂岩石断崖上。这片砂岩是邙山的一部份。说也奇怪，邙山这条说不上林泉幽致的黄土岭，到了到巩县这里，突然冒出一片陡峭的悬崖峭壁，实在是老天爷绝妙的安排。巩县石窟的不少铭心绝品也确实没有辜负了这份美意。

　　巩县石窟的精华有五个洞窟和三尊摩崖佛像。洞窟从西到东一字排开，被分别编为一号至五号窟。头两窟是一组统一规划的双窟。最精美的是第一号石窟，窟门外侧的两侧山岩上先是对称地雕刻着拱卫的金刚力士。再往外，各是一铺龛像，龛内为一佛二菩萨。可惜的是损坏得太严重，只剩下东龛内残存的两身。他们与窟内主佛构成完整的序列，实在是宏大而庄严的场面。第一窟、第三窟和第四窟窟门内两侧都有精美的《帝后礼佛图》，共存18幅，其数量之多与刻绘之美，都堪称难得的艺术珍品。第三窟中心塔柱正面龛楣右侧的一身飞天曾被作为《中国美术全集》（六十卷本）的环衬图画，广受世人瞩目。千载之下，我们不能不推崇前人的非凡成就和精彩之极的艺术表现。

　　巩县石窟有大量的碑刻题记，年代最早的当数1977年在石窟旁边的土窑洞里发现的一方摩崖题记，一般认为其时代在东汉末年。与佛教艺术相关的造像石刻碑记数量很多，据统计，总数达242种（《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较早的是北魏普泰元年（531）《苏魏造释伽像题记》，较晚的是雍正十三年（1735）的《重修石窟寺碑记》，前后跨度达1200多年，其中只有极少没有具体年代可考。刊刻于造像旁侧的发愿文（造像记）占了绝大多数。通览这些碑记，几乎可以视为一部简要的中原书法小史。以下就部分碑刻略作说明。

　　东汉摩崖题记位于第一窟西向约25米处。过去的金石学家对石窟的造像记著录得比较完备，竟然遗漏了这方汉刻。过去发表的图像既小又不清晰，还不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其文字作隶书，只求横平竖直，没有蚕头燕尾，虽少姿媚而落落大方。与《大开通》之类的摩崖隶书颇为相似。其文辞为七言七句49字：

请说七言甚无意
多负官钱石上作
掾史高迁二千石
掾史为吏甚有竟
兰台令史于常侍
明月之珠玉玑珥
子孙万代尽作吏

　　第二行的“意”字、第七行的“竟”字皆未必准确。石刻拓本虽颇为清晰，“无”字前人竟然不能准确辨识。叹天下之难事之多，随目可见。文中的“掾史”、“兰台令史”、“常侍”都是汉代的官职名称。诗旁刻的朱雀、五头鸟、三尾鱼也是汉画像中常见的题材。文辞大意是保佑子孙高官厚禄，就像许多汉砖、铜镜铭文一样。研究文学史的常就汉代有无七言诗讨论不休，看这方摩崖并联系汉武帝的七言诗《柏梁台》来看，大概也就没什么争论的必要了。也有认为是西汉时期的作品，因为石刻没有纪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见各有不同罢了。石窟寺诸石刻，惟此与佛无关，而且意图“子孙万代尽作吏”，也与佛家的本意背道而驰，读者诸君于此有何感念？

　　石窟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有造像记三则，今已佚其二，皆普泰元年（531）所刻。所存一方刻于八月八日，泐蚀过甚，今已难以考究其书法。

　　东魏西魏时期所知碑刻计有十三方，今存其十。多东魏天平、西魏大统年号，盖其时东西魏互相战伐，疆域互有消长，石窟寺其地先属于东魏，后又属于西魏。所见诸刻中惟《惠庆造像记》最为完整，书法亦颇精擅。此刻存于第130龛下，时属东魏，碑文曰：“天平四年（537）九月五日惠庆为亡弟僧贤造释迦像一区，亡者生□解脱，现在安隐，令见诸佛隍□尚在，□一切内外眷属，蒙佛普及，法界众生，速成佛道。”碑文与大多数造像记的程式相似，记某年某月某造佛，愿诸生蒙佛福之类。其书法结体，中宫紧密而稍伸撇捺，就拓本推测，书者当时放笔直书，一任天机，有解衣般礴之意。吾友抟庐兄从中感受到“有西汉隶意。《晋孙夫人碑》、《吕氏砖》不过如此。忽又从其间感到有帛书笔意。”第310龛下西魏大统四年（538）《魏文显造像记》，结字出于常规的不少，还略参行草笔意，书者似不甚经意，刻工也似不计工拙，沿续了《石门颂》一路的笔意。北魏碑刻多呈方笔，此记与石窟寺大多数碑记一样，多呈圆笔，自然见于简穆萧放之姿，有俊人不拘礼法之妙。

　　北齐碑记最多，所知有41方，今存29种。其铭心绝品，多见于第二第三大窟之间的崖面的龛佛旁，龛形较小，或系民间信士雕造。书刻均无署名，大概与其他造像记一样，都出自当时无名书家之手。吾友抟庐兄藏石窟寺诸刻，多有题跋，于古贤心意颇多会通，今录其数则：

　　第261龛天保二年（551）《崔宾先造像》，“与《嵩高灵庙碑》的笔意相近而圆融过之。”
　　第271龛天保二年《惠凤造像记》，“文字朴质，于方中寓圆劲，鲜活生动，诚可玩味。”
　　第260龛天保二年《法定造像》，“圆融温和，有二石之意，《经石峪》之象。”
　　第298龛天保二年《道荣造像记》，“北碑南帖何以能成说？此是酸客腐说，所谓逸格之《瘗鹤铭》，气韵格外寡弱。有此草隶真格，文字嬗变已明了，纵横宕逸，妙在南碑之上，更无论帖学。”
　　第279龛天保二年《佛弟子李奴造像》，“古茂圆融，仪态自若，真陈汉隶疏逸消息，若《石门颂阴》于此也，可会隶楷嬗变之始象”，“有汉石门颂碑阴神采，朴而雅。”
　　第257龛河清二年（563）《比丘法禅造像记》，“仪态大方，中气充沛，布白自然合度，瞩望有雄视八荒之举措”。
　　第268龛下天统二年（566）《道敬造像记》，“《瘗鹤铭》圆润出于水造，此刻圆润乃乎天造，而气格高古，书刻布白，天然映衬。自此相较，《鹤铭》似有伪造嫌疑。”
　　第248龛天统二年《僧护造像记》，“有《瘗鹤铭》意、《郑长猷》骨法。”

　　北朝后期的中国书法，多见于种种碑记，大多雄俊伟茂，极意发宕，纵有犷朴不文之弊，然种种天真拙朴之态，终究不能再见他时他地，研习书学者，不能不由此入手，上溯篆隶，下求真行，脱化求就，然后有所成就。

　　北周和隋代，石窟寺趋于寂寥，仅见北周造像记两种，不署年月，盖据典章制度推测而定。较之北齐碑刻，意度相近而字形趋于严正，有北朝与唐楷之间的过渡特色。

　　唐室混同宇内，文化振发，石窟寺再度繁盛。所知唐刻有120方之多，占石窟寺碑记半数。龙朔年间（661～663年）之碑记有二十多种，有初唐楷书的通行特色，字形平正，时见磊落出奇之笔，始见大国堂皇气象。北朝造像有佛像，而初唐多造阿弥陀佛。造像题材的变化，反映出信仰主题的更改：阿弥陀佛的净土观深受唐人的喜爱，敦煌有宏大的净土壁画。以此来欣赏这些碑记，自然能体味书刻者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欢愉和热情。乾封年间的碑记也有二十余种，其中如《比丘僧法秤造像记（两种）》等尤见磊落峥嵘的盛世气象。咸亨诸碑时有草率之笔，或是石窟寺趋于沉寂的末世征兆吧。

　　唐以后以北宋元丰七年（1084）四月八日张衍摹刻神宗手书的《札子付僧宝月禅师》最为珍贵。此碑现存于石窟寺大殿前檐下，旧曾著录于《捃古录》、《梦碧石言》等书。今见拓本全文计九行：“札子付僧宝月大师惠深。西京十方净土寺山主僧宝月大师惠深，为年高，今后每遇赴京师同天节斋会，特许乘座兜往来。付惠深，准此。元丰七年二月日寺主僧海量准奉圣旨，差官刻石，四月八日张衍刊。”此铭文中涉及到的净土寺主持宝月禅师，在当时有特别的地位，以是神宗特许其坐兜往返于京师。石窟寺另有《有宋法师深公碑铭》，称其“号惠深”，俗姓杨氏，“元丰七年冬示疾”并卒，“寿七十有五，僧腊六十六。”《札子》两次摹录神宗“御□之宝”，印文第二字作九叠篆，其文不可读。考其字体，似于唐代薛曜一路，虽显工整而稍嫌拖沓。历来认为宋徽宗赵佶取法于薛稷等人而妙创瘦金体，而就此《札子》的情况来看，恐怕赵佶受家传的影响较多一些。此碑不仅可见神宗书法真面，亦可考究赵佶书法的渊源，有重要的文史价值。

　　石窟寺诸碑记还有一些足供书史研究采撷的珍贵资料，如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的《尊胜陀罗尼经幢》、后汉乾元年的《重立开元经幢题名》等，五代历时甚短，撰写书史，尤其撰写中原书史者，于此大多语焉不详，细察这两方碑记，其中自会有不少消息透出。北宋以后，金人占据中原，在石窟寺也留下了不少碑记，大定十九年（1179年）的《金巩今牛承直诗刻》、兴定五年（1221年）的《金净土寺方丈遗轨》，虽然在书法成就方面稍显为足，但对研究金人的书法，却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