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的《何君阁道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件重要作品，南宋洪适《隶释》最早著录此铭，称“此碑蜀中近出。毗陵胡世将承公，好藏金石刻，绍兴己未年帅蜀，尚未见之。”案之《宋史·胡世将传》，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胡世将为宝文阁学士，宣抚川、陕。绍兴十一年秋起复，未几，疡发于首而致仕。《何君阁道铭》发现当在公元1141年之后。《墨宝》载“此碑出于绍兴辛未(公元1151年)”，大抵不错。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刘球纂成《隶韵》十卷，犹收入《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所用文字，而绍熙甲寅(公元1194年)年晏袤跋《开通褒斜道刻石》，则称其“与《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今何君碑不传。”看来，此碑出土后43年间，已遭遇出而复晦、不得相传的逆运。估计宋元以来此石拓本甚少，藏者珍稀而秘不示人。光绪十三年荥经名士汪元藻请沈贤修以《金石索》为底本(有学者定此本伪刻)重摹刻碑，立于县学。邓少琴先生抗战期间作《益部汉隶集录》，收入此摹刻之双钩本。及至20世纪80至90年代，堪称巨制的《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商周至秦汉书法》卷、《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二册，皆未能收入《何君阁道铭》拓本图版，《秦汉刻石文字要目》则称“原在四川绵竹，久佚”。原璧不可见，实为中国书法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一件憾事。

　　2004年3月在荥经县烈士乡境内，发现汉代摩崖石刻。笔者应四川省文物局、省考古所之邀参加了专家组实地考察鉴定(见2004年4月23日《中国文物报》报道)，经论证确认为《何君阁道铭》原刻，真乃地不藏宝，贞石重光，为南方丝绸之路重镇严道古城再现了一大亮点。宋人王象之《舆地碑目》载“其碑在荥经县西三十里，景峪悬崖间，巽崖李焘有跋”，原刻重现处与记载相合(李焘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惟其跋刻石，今尚未见)，只是荥河新建水坝，水位升高，使往昔难以攀援的悬崖容易接近了，也才有此再发现。今见刻石文字，与宋代洪适《隶释》卷四所载基本相同，某些较特别的字形如“尊”、“袤”，则与刘球《隶韵》所刊一致。其铭曰：

　　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此铭刻于古栈道首段左侧石壁上，下临荥江，铭高65cm，宽73cm，周有边框，字大如拳，凡七行，行八字、七字、六字、九字不等，随字之笔画多寡而异，错落有致。圆笔中锋，结字宽博，时见篆意，故洪适称其“字法方劲，古意有余”。

　　《何君阁道铭》虽用圆笔，而结字力求破篆体之圆而立隶书之方，波挑之法尚不娴熟，但笔力雄健，气势夺人。书者有时似乎在不经意之间使用篆字，如铭刻中最大的一个字“尊”，即纯为篆体，与汉印所用相同，“舒”字偏旁“予”，“鲔”字偏旁“鱼”，亦甚似缪篆，“有”上“又”旁凡三笔，亦用篆法。这反映了隶书依依告别篆体，自身走向成熟前夕的一种现象，完全不同于东汉晚期某些碑刻有意以篆体入隶。所以，《何君阁道铭》可谓西汉至东汉隶书发展转折点的一个标志，洪适称“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元代郑杓《衍极》卷下认为：“汉碑三百销蚀亡几，何君阁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见古人面貌。”清代学者黄生称《何君阁道铭》“盖碑刻之萌牙，故简质如此云。”康有为指出，此碑和《褒斜》《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这些看法都是比较中肯的。

　　关于铭刻文本内容，洪适曰：“栈路谓之阁道，非楼阁之阁也。邛九折坂，盖其地。”洪适所释是也。何君阁道乃东汉时蜀郡通西南夷的一条要道。《后汉书·郡国志五·蜀郡属国条》载“严道有邛九折阪者，邛邮置。”铭刻末纪年“建武中元二年”，洪适则疑为“殆莽、汉之际习俗相尚，以即位初元冠于新历之上，故此碑有建武中元之文。汉志亦采取一时所记，失于笔削尔。”《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特地指出洪氏之误。胡注曰：“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改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证据甚明。”胡注还指出，司马光作《通鉴》，亦效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将“建武中元元年”书为“中元元年”，是“从简易耳”。换言之，《何君阁道铭》所书纪年，则是正规而庄重地书写年号，而未从简省略。

　　宋代以来《何君阁道铭》(见《隶释》)，又名《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见《隶韵》)，又名《汉蜀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容斋随笔》云“在成都”)，《汉蜀郡太守治道记》(《舆地碑纪目·雅州碑记》)，《尊楗阁记》(同上。《蜀碑记》卷六作“碑记”)，故洪适又谓“蜀人以为尊楗阁碑”，故康有为和今之研究者犹称之为《尊楗阁》或《何君尊楗阁刻石》。案“以为尊楗阁碑”，殆为宋时蜀人望文生义的误读，不明出典所致。铭刻原文为“将徒治道，造尊楗阁”，尊借为，指险峻的高山。《玉篇》：“，山貌。”《集韵》：“，山锐貌。”造，此处非建造义，而是用其本义，至、到达。《仪礼·士丧礼》：“造于西阶下。”郑玄注：“造，至也。”《汉书·扬雄传》：“直以造天兮。”颜师古注：“造，至也。”皆是其证。以古汉语语法分析，“造尊()”、“楗(建)阁”分别是两个述宾词组，前后连结构成连动关系。其意思是“到达险峻的高山，建设阁道”。案古代巴蜀栈道多依傍于高山悬岩峭壁建造，下陵深壑，故有斯言。参看《史记·高祖本纪》：“去辄烧绝栈道。”司马贞索隐：“栈道，阁道也。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后汉书·隗嚣传》：“隗嚣复上言：“白水险阻，栈阁绝败。”李贤注：“白水，县，有关，属广汉郡。栈阁者，山路悬险，栈木为阁道。”

　　铭刻撰人拈出“造尊()”一语，极有可能十分熟悉蜀中大儒扬雄呈汉成帝的名篇《甘泉赋》。《汉书·扬雄传上》载所撰《甘泉赋》云：“洪台掘其独出兮，北极之。”应劭曰：“掘，特貌也。，至也。”颜师古曰：“言高台特出乃至北极，其状竦峭，然也。”皇室权贵，不惜民力，大兴土木，楼台宫阁，又有“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其中亦多回廊阁道曲行其间，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曾对此讽谏。“造尊()楗(建)阁”化裁扬雄名句“北极之”，则表现了主持修建阁道的掾吏们，在历尽艰险、大功告成后的豪迈之情，这或许可以解释《何君阁道铭》为什么要大书特书一个“尊()”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