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在自己的书画作品上用印，始于北宋时期，其中米芾是较早亲自篆写印稿的，他也曾为王诜篆印。［1］同时，随着金石学的发展，宋代已兴起了收集和研究、考证秦汉魏晋古印的风气。［2］南宋的曾大中，善于“摹印”，被认为“甚得秦汉章玺气象。”［3］

　　而元代文人篆刻的进一步兴盛，与赵孟頫和吾丘衍两人的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赵孟（1254～1322年）以有元一代文坛宗师的身份，所用朱文印以小篆法篆印，风格优美典雅，不仅风靡当时，更影响后世，奠定了“圆朱文”的文人印样式。［4］吾丘衍（1268～1311年）虽为布衣终身，但以擅长篆书名世，当时有“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5］的盛誉。他侨寓杭州陋巷中，隐居教授，生徒常数十人。所作《学古编》是一部专门讨论篆书与篆印法的著作，也可称为文人篆刻的第一本专门著作，在元末由吴志淳刻板印行之后极大地推动了文人篆刻的发展。吾丘衍喜为他人篆印，夏溥《学古编序》记叙他拜访吾丘衍时：“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即提新笔书，甚快，写既自喜。”［6］除了动手篆印之外，赵、吾二人还通过编辑集古印谱，倡导师法秦汉魏晋古印，可以说是为元代文人篆刻的审美趣味和追求定下了基本的的倾向。因此，卢熊《〈印文集考〉序》称：“摹印之法，六书之一也。征诸史传，其制作之大略可睹。已自唐以来人不师古，私印往往缪戾，至于近世极矣。大德中鲁郡吾子行父因六书之学，略举其要，而人稍稍趋正。先生与承旨赵公又各集为印谱，可谓信而有征也。”［7］

赵孟頫　赵氏子昂

赵孟頫　水精宫道人

吾丘衍　贞白

　　另外，虞集、杨、周伯琦都曾应元文宗、顺宗之命篆写官印。［8］这种来自官方的奖掖无疑也进一步激发文士阶层从事篆学与印章的兴趣与热情。

　　但赵孟頫、吾丘衍以及虞集、杨、周伯琦等人，都是只篆印而并未亲自动手制作印章，制作印章的工序应是由专门的工匠去完成的。如吾丘衍篆写印稿之后，为其制作印章者，目前已知有三人，一位是陈继儒《妮古录》中所记的谢杞：

　　“谢杞能刻印章。元贞钱翼之有二私印，为吾衍所篆，而杞刻之，翼特识其名于衍手迹后。”［9］
而在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袁游鱼”条下的元人叶森［10］注记中，提到了印工钱献：
“先师吾真（贞）白（按：吾丘衍号贞白居士）……乃模印作一寸许，命匠者钱献刊铜印，印于书画中。”［11］
　　又，吾丘衍《竹素山房诗集》卷三有《赠刊生林玉》：“我爱林生刻画劳，能于笔意见纤毫。牙签小字青铜印，顿使山房索价高。”［12］

　　谢杞是吴县人，只是曾为钱良刻过吾丘衍篆写的两方私印，而匠者钱献、刊生林玉则可能是吾丘衍及其杭州地区的友朋、弟子们所用印章的主要制作者。吾丘衍虽然只篆印而不亲自制作印章，但却对工匠已制作完成的数方自用私印进行了后期制作，夏溥《学古编序》描述了这一细节：“此数印串印鼻以小苇带，常在手磨弄之，盖欲和其四棱，令有古意。”［13］

　　元代印工可考者尚有“卢小山家”。韩天衡先生《明代流派印章初考》引元末著名文人陈基［14］致钱逵手札：“求篆一图书及两扁图书，乞吩咐卢小山家一刻。”［15］这个“卢小山家”当是一个制作印章的印工家族。而钱逵，字伯行，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称他“才气飘逸，真、草、篆、隶不失规矩。”［16］钱逵是钱良之子，据《名迹录》卷六《附赠言》所收张绅《〈印文集考〉跋》所言，钱氏父子与朱“讲论甚博”，均热衷于篆书与印学。从陈基求钱逵篆印的情形来看，钱逵在当时的文人阶层中有善篆印的名声。在朱的交游圈子中，还有顾瑛也曾以竹根治“玉山完璞”印。［17］

　　如果说钱逵尚如赵孟頫、吾丘衍等前辈般只篆印稿，制作印章则交由工匠完成，而另一位文士吴志淳却前进一步，亲自动手，介入了印章的制作，与一般印人有别的是，他是使用铸造的方法。《名迹录》卷六《附赠言》所收张绅《〈印文集考〉跋》，引“《广东观余论·论押瓦部》所论”：“甲申（按：至正四年（1344年））、乙酉（按：至正五年（1345年））间，予在太朴危先生（按：危素）家始得江右吴主一所铸印，文曰：‘危氏太朴’、曰：‘临江危氏’，用于文字之间，皆是阴文，不用阳款，名曰：‘汉文印章’，有不合此法者谓之不知汉法。”吴志淳，字主一，无为州人，以父荫历主靖安、都昌二县薄，避兵徙鄞之东湖，入明不仕。吴志淳擅诗文，以篆隶书见称。据危素、夏溥为《学古编》所作序言，吾丘衍的《学古编》、《周秦石刻释音》、《近代名公书评》就是由吴志淳刻板印行的。［18］因此，吴志淳治印，当深受吾丘衍印学思想的影响。

吾丘衍　吾丘衍印

柯九思　柯氏敬仲

　　在《名迹录》卷六《附赠言》中还能找到另一位亲自制作印章的文士。卢熊《〈印文集考〉序》论及自己所知的集古印谱时说：“莆田郑晔又集印文七十余钮，模刻传之，名曰《汉印式》，所传序略无所依据，缪为广博之词，而失其要领。又自以所制附后，舛缪尤甚。其称唐张彦远、宋李伯时、王子弁、近时吾子行，失其本又不知何说也。”虽然卢熊对郑晔的印学与所制印章十分不满，却也为我们纪录了郑晔这么一位文人篆刻家。郑晔，又作郑烨，字宗晦，莆田人，元末为福清州龙江书院山长，明洪武中辟兴化县学训导。郑晔是郑杓之子，郑杓著有《衍极》，是书法史上重要的理论著作，《四库全书提要·衍极》引何乔远《闽书》对《衍极》的评论：“其书自仓颉迄元代，凡古文篆籀以及书法之变，皆在所论。”因此，郑晔从事篆刻，固然可以说是当时文士阶层中兴起的风气使然，也当得益于其好尚书法的家学。而郑晔《汉印式》所附的自制印集，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文人篆刻家的个人印作汇集，尽管还没有独立成书如后世文人篆刻家的个人印谱，只是附在集古印谱之后。卢熊《〈印文集考〉序》为我们描叙了朱的《印文集考》的编辑：“取宋王顺伯并吾、赵二家印谱，旁搜博取，纂为凡例，并吴睿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可见朱也很快就跟上了这个风尚。［19］

　　笔者还在其它元代文献中发现另一位印人天台人卢仲章，他与朱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人均以治印知名于文人名士间，也获赠了众多的诗文。陈基《夷白斋稿》卷十六《赠卢仲章诗序》：

　　“天台卢仲章以能刻金石为印章知名大夫士间，大夫士之乐道仲章者咸宠之以诗，仲章亦何能致多若是哉！夫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养生送终之不可以或缺者也。必服牛马、越川谷、达陵陆、穷深致远，以交乎中国而后可以通有无、利器用而宫室具焉。然商不得齿于大夫士，工不得与于衣冠之末，何哉？所业不同，而所趋者异也。今仲章之艺，以为工乎？则大夫士之所齿；以为商乎？则衣冠之所乐道而与进之。不服牛，不驾马，无陵陆之虞，无川谷之险，而亦以其艺交于中国，其为用虽若无与于养生送终，然大夫士之家不可以少焉。噫！仲章之艺亦善矣。古者诸侯谓之章，大夫谓之印，今者夫人而用之。仲章以其艺游于夫人之间，而独窃然从大夫士以求其言为务，大夫士固异于夫人也哉！于其有请于予也，书以赠之。”［20］
陈基所说的“大夫士之乐道仲章者咸宠之以诗”，笔者在元人赖良选编当时诗人诗篇结集的《大雅集》中找到了例证。《大雅集》卷三收录有从学于杨维桢的董佐才［21］所作的《“方寸铁”为卢仲章赋》：

　　“方寸铁，百炼钢。吹毛剑锋秋水光，镌勒妙拟吾竹房。倒薤文，连环钮，通侯累累悬肘后。伏龟趺，蟠螭首，颂德纪功垂不朽。铁名已著霜满颅，复得铁业传二雏。勿□元党，勿刻痴符。何如往补石经缺，万古六书存楷模。天下英髦知所趋，伊谁之力丹丘卢。”［22］

　　由陈基的诗序和董佐才的赠诗，可以肯定卢仲章是以治印为业的印人，甚至还将这一技能传授给两个儿子，但他如朱一样有别于一般的工匠，则也是可以肯定的。《大雅集》卷五中又收录有鲁渊［23］的《题马文璧秋山图为卢仲章赋》：“野馆空林里，林泉象外幽。淡云初霁雨，红叶早惊秋。路转山藏屋，桥危岸倚舟。直疑人境异，便欲问丹丘。”按：前引董佐才诗，亦为清沈季友收入《李诗系》卷六，题作《方寸铁为卢丹丘赋》［24］，而且诗中有“伊谁之力丹丘卢”之句，则“丹丘”是卢仲章的别号。鲁渊在诗中以卢仲章所收藏马文璧《秋山图》画境拟人，把卢仲章喻为一位隐于“丹丘”神仙之地的隐士，这一点也与朱所获得的评价有相似之处。为卢仲章赋诗作文的陈基、鲁渊、董佐才均是当时有名望的文士。

　　又，元末张宪［25］《玉笥集》卷五有《方寸铁为印工卢奂赋》。［26］印工卢奂与陈基所提及的“卢小山家”、卢仲章，是同时代人，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或可能就是同一人，尚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方寸铁”本是张雨赐与朱的，众多名士因此为朱赋诗作文，而稍后就被董佐才、张宪用来为卢仲章、卢奂赋诗，可见“方寸铁”这一名词在当时已成为文人篆刻的新生词语而迅速流传开来，这也反应了当时篆刻艺术在文人阶层受关注、受欢迎的程度。

　　陈基《夷白斋稿》中还记载了另一位从事篆刻的文士褚奂。《夷白斋稿》补遗《送褚士文序》：“士文于书取法秦相斯、汉中郎邕、唐令阳冰诸家，罢精神二十年为人书古今文章、刻金石，往往传诸好事者。”陈基文中所称的“刻金石”，以前引《赠卢仲章诗序》中“天台卢仲章以能刻金石为印章知名大夫士间”一句为证，可知是指治印。又，沙孟海在《印学史》中曾提及，清顾湘、顾浩辑录的《小石山房名印传真》收有褚奂所刻印。［27］褚奂，字士文，钱塘人，曾任海宁州判官。陶宗仪《书史会要》称褚奂：“篆、隶专学吴睿，惜其不能以古人为师，伎遂止于此耳。”［28］《昆山州重修学宫碑》，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杨维桢撰文，褚奂书并篆额；《宋龙州先生刘公墓表》，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杨维桢撰文，褚奂书，两碑石均由朱镌刻，见《名迹录》卷一、卷三。褚奂与朱同师吴睿，并曾书、刻两碑石，两人可能有所交往。而由陈基“罢（按：极，尽）精神二十年为人书古今文章、刻金石”的描述，褚奂治印并不是偶一为之，而是长时间投入许多精力的。

　　黄先生在《论元代文人印章的三个阶段》中引据王彝《印说》：“吴人李明善刻印章，必求古制，考古书”，认为李明善是当时一位名位不高的文人篆刻家。［29］按：谢应芳《龟巢集》卷九有《李明善慈竹轩》诗［30］，描写李明善在吴淞江边慈竹轩的家居生活，也表明李明善是与谢应芳相熟悉的友人，由此可证明黄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

　　而在元代后期自篆自刻的印人中，名气最著的是王冕（1287～1359年）。王冕善诗，尤以画墨梅著称，诗画在当时的影响都很大。他以易于镌刻的花药石治印，对后世文人篆刻以石为主要印材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他也如同当时其他从事篆刻的文人一样，以秦汉魏晋古印为审美追求。刘绩《霏雪录》：“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巾笥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31］花药石后世也有称为花乳石者，黄先生认为出自浙江
萧山，是脆润适宜的理想印材。［32］

　　综合上述元代印人的史料，我们可以从以下数个方面再进行讨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早期的文人如赵孟、吾丘衍等均是只篆不刻的，但通过他们身体力行地大力提倡，不仅元代文人在书画作品中普遍使用印章，而且到了元代后期，热衷、好尚篆刻的文士大量增加了，作诗文赞赏篆刻的文士，可以说覆盖了元代晚期著名文人名录的相当大的部分。同时，文人也开始由单纯篆印转而介入制作、镌刻印章的过程，目前从文献考索中发现的自篆自刻的文人篆刻家有王冕、顾瑛、吴志淳、郑晔、褚奂、朱、卢仲章、李明善等，因此，在元代后期，从事篆刻已是蔚为风气，成为文人游艺雅事之一。
在宋、金文献中，文人用印的印材并不限于铜质，玉、石、木等均见记载［33］，传世、出土的宋元时期私印的印材种类也十分丰富。［34］元代文人印章的印材主要应是铜和玉，也有其它如石、竹木、象牙等材质。由《名迹录》卷六《赠言》所见，朱所制印章，包括铜、玉、石等材质：“争铸方铜刻私印”（张雨）、“炜煌金石刻，郁崛蛟螭文”（倪瓒）、“太史曾题‘琢玉坊’”（卢熊）。另外，黄先生《论元代篆刻家朱》一文引顾瑛诗跋：“予偶得未央故瓦头古泥中，伯盛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惊其篆文与制作甚似汉印”，认为朱曾以汉未央故瓦头制印［35］，这应是偶一为之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元时昆山的治玉业十分发达，如元至正廿二年（1362年）吴郡吕桢为陆养正作《工斋说》称：“扬州之金，昆山之玉，天下之所宝也。”［36］朱获“太史”［37］题赠“琢玉坊”，说明他治印所用印材中，玉应占很大的比重，而在琢刻玉印的技术上，也当受益于昆山本地治玉工艺传统的支持。其他几位文人篆刻家，如吴志淳是“铸印”，应是铜、银等金属材质；王冕用花药石；顾瑛用竹根；卢仲章和褚奂都是“刻金石”；李明善则“刻象齿”［38］。总之，各种材质都在尝试中。元代文人篆刻家在解决镌刻印章的技术过程中，寻找易于镌刻、又富有表现性的材质是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着试图解决的问题。元末王冕选用花药石自篆自刻，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到明中期文彭选用灯光冻石之后，石材成为文人篆刻的主要印材，困扰已久的印材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文人篆刻也最终全面地发展起来。

　　另外，元末自篆自刻的文人篆刻家中，从目前所见史料看，王冕、顾瑛、吴志淳、郑晔、褚奂等人治印，可能只属于文人余兴游艺性质，而朱、卢仲章却是以刻印为职业的，李明善也可能如此。文士以篆刻为职业，目前所见，是朱、卢仲章等元末底层文人为先导的。这一方面与元代文士在书画作品中大量使用印章，从而使符合文人审美趣味要求的文人印章的需求量大增有关。普通工匠没有篆学基础，不具备秦汉古印的审美鉴赏能力，是不能直接胜任为文人治印的任务的，而吾丘衍等文人只篆印不刻印，毕竟不能使印章最终所呈现的艺术效果完全如己所愿，因此在客观上刺激了部分文士直接从事刻印，而其中技艺出众者就可能因名声鹊起、索求者日多而可能使自己的治印由游艺余事转变为职业行为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到，元代由于是异族入主中原进行统治，汉族文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元代长期不设科举，广大士人无进身之机，即便在元仁宗延二年（1315年）重开科举考试之后，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汉族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也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中，汉族官员多扮演附庸角色，升迁极其困难。有元一代，文士多混迹市井、出入佛道，从事各种职业以糊口，因此，“隐士”比比皆是，这其实又何尝不是出于无奈的选择。如绘画史上的“元四家”中，黄公望出为道士，吴镇以占卜为生，个性孤傲如倪瓒在家境败落之后亦曾做过生意。朱的老师吴睿，吴睿的老师吾丘衍，均布衣终身，主要以书法应众、授徒维持生计。由前引吾丘衍《赠刊生林玉》诗，可知吾丘衍为他人篆印，也是“索价”的。有鉴于当时这种普遍现象，《名迹录》卷六《附赠言》所收郑东《赠朱伯盛诗序》宣称：“士不用于当世，必有托焉而隐者。虽一艺之微，一事之卑，皆不耻为之。故往往有托于农圃、巫医、商贾、群工之中，盖惟求其可以自晦而已，又庸计其高卑可否而后处其地哉。” 郑东把朱以篆刻为业称为隐于群工的隐士作为。其实于朱而言，正如他刻碑一样，治印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手段。只是他所具有的书法、印学的修养，使他能胜任文人士大夫对印章独特的审美要求，这又是普通工匠所力不能及的。因此，当文人阶层对印章的需求增加之后，必然会有身处底层又善于刻印的文士出于谋生的需要，直接从事这一行业。朱是如此，卢仲章又何尝不是如此。

（本文为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由朱〈名迹录〉所附〈赠言〉论元代文人篆刻的发展》的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