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八年夏天第一次去四川的藏族地区后画了《尘行》开始，尘行其间的红袍喇嘛、具体实在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一发不可收拾就又画了十年。开始的想法也很单纯，不愿循规蹈矩地因循现实主义教义，去贩卖风土人情的“猎奇”、去外在的惺惺相惜的“人文关怀”。而是想通过自己内在的感受、感悟，来寻求我所依稀的彼岸。

彼岸也者，是凡尘一生不得而及的精神诉求。精神之虚亦若生命过客的凡身肉体，却又总想企至永恒，于是才有了宗教，有了高墙大院的寺庙，物质之实表征了精神之虚而似乎达至了永恒，矛盾而谐和地昭示和启迪着我们人生与大千世界永远的此时此在。西藏寺庙的繁复具体、藏传佛教的无与伦比和无所不在、红袍喇嘛的飘忽至远，这成为我画的原因和理由，也是我自认为画这些具有的当下人文意义。假此，当否“直指心性”？——现代的、后现代的再或数字化时代的人之心性。

另一方面，题材所具有的强烈、鲜明的色彩因素，正好给我提供了在画面上施展的契机，从视觉感观开始，革除线条、水墨陈年相因的传统国画印象。“国画”几百年“一以贯之”到现在确实再难回光返照，还要以偏概全地抱残守缺着“传统”只是自欺欺人。我希望国画有新的活力，能从自己的传统资源中更新，真正以艺术的而非文物的价值和姿态在当今世界体现其意义。我亦希望籍由自己个性化的艺术实践，寻求中国画的更新之道和当代可能性，以深蕴的中国精神内涵，和迥异于司空见惯的传统中国画的方式，首先在绘画的材料和手法上，利用凡是可以调动的手段，在布上用丙烯、矿物颜料画国画，用胶矾、立德粉做底子、肌理，贴金箔、粘宣纸，平涂、积染，使中国画作为艺术形式不再画地为牢而有更大的表现空间。从材料到观念，建设性地构架新的中国画，使之成为别开生面的，有当代意义的本土艺术。

也是在这样的想法下，用同样的方法，我把作画的题材扩展到“女儿的风景”和“匆匆奔忙的人”，以期把人文的视野，扩展到现代化逼迫下对人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的观照上。在匆匆而行、匆匆而逝的此时此在，暂时忘却疲于奔命的匆忙，流连和欣赏或未暇顾的风景，轻松一下自己的心胸，关注一下我们的环境，关注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境，以及我们自己的存在和状态。——因为这是我们的、人的永久命题。

是否因为想得太多，太认真执着于每一幅作品的精益求精，所以总是画得又慢且少，而且我一直觉得，求索其修远兮，总不该就满足于现在，所谓艺无止境，彼岸或是可及？

多少有些纪念意义的是，在1999年这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样的一本画册和一个展览，为三十七岁的人生与二十几年的艺术生涯作了一个了结。时间的顺序本是无谓的人为设置而已，但在新旧纪元的交替之时，还是会生发出“生也有幸”的感怀，所以在这时候，首先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父母妻女，还有带我成长的任玉群姨婆；回首过去，我心怀感激所承蒙的许多友情、善意和帮助，其中特别是：冈墙健次郎、Willebrord de Winter、Theo Oudkerk Pool、Gasparian Vagram、艾轩、唐允明、庞茂琨；我还希望在此感谢得缘有此画册和展览的林明哲先生和山艺术文教基金会、以及基金会的执行长谢素贞小姐和素未谋面却在为此辛勤忙碌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