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蓬皮杜，国人说起都耳焉能详，博物馆的门票也不菲，心仪良久的梦已真正眼前，忍痛放血就实现。陪去的当地朋友笑慰：朝拜庙堂是该交香火钱嘛。进得门内，美术史书或旅游指南上罗列的名作历历眼前，可诸感觉器官又不是时候地麻木起来（顺便辩解一下，对西洋景中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我只是觉得需要先调理一下自己，一是要革除观光客心态，到此一游，回来玄说；二是即使说学习进修，也有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的问题，总不能老把古典写实的当奶妈吧）。所以再次到奥赛时，我干脆节约几十圆算了，在外面睡一会儿，就地一躺，在“巴黎的晴空下”，和着街头艺人轻快的琴声，还自以为有些罗曼蒂克。自我感觉“罗曼蒂克”中还记下了些文字：“博物馆盖起的是一个个盖棺定论的事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于历史、于文化、于个人”。“每天博物馆进博物馆出，就像是在接受‘再教育’”。“事实之下，别人就是要‘霸道’些，总不能视而不见，或以中国人的心态妄加否决吧？先承认事实，然后才敢或可能也建立自己的事实！”这是感慨，也是希望。
说是希望，因为正是从这感慨中油然生就了我的自信：如果说西方文化在现当代已然是座大山，通过博物馆美术馆更建立起其高山仰止的王者之位，那唯有可能建山、建庙与之媲美的或得指望咱们东方的、中国的，而且还是咱们的“国画”！（虽说东方的其实也不为中国独专，比如还有日本、印度等，这里暂不涉不表。也不是我民族情结重得要刻意地扮个“东方主义”者来划分个“东方”“西方”，再来个“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只是为了言说的方便拣了个习惯的说法来说说自己的感受罢了。）或是因为自己算是国画中人，我爱它，更希望以它为荣。也不是要争个中国人虚妄地敢说“不”的满足，而是有以下几个理由：1、在国内现实的美术谱系中，洋的有油画，几十年苏俄模式下来，拾人牙慧的写实和意识形态使其在西人眼中已败落得几与“艺术”无缘。先进的有前卫，本来自以为胸怀文化进步的初衷，却在中国的土地上种来种去种出的只剩下奥尼瓦喜欢的政治波普之类，君不见当初苏维埃几多哥们儿不也在纽约“火”得“过把瘾”么？另外，前卫初生期中很容易被西人认同为他们同类之属，那又不有了成为“西洋大餐上丰富的佐料”之一种之虞了？！再之是最说不出口的土特产——“中国画”，在传统、保守且不与现当代艺术搭界的事实下又从何说起呢？但我认为正是中国画才有真正不同于西方的独立面孔，强调其不同，才是建立起另一座大山的可能之所在。2、也正因为中国画的传统，更是底蕴深厚、资源丰富，犹如中东埋在地下的石油财富，是我们建山建庙取用不竭的源泉，并且，它先天地指认着我们的文化身份，只要别只知把老祖宗的大旗当虎皮就成。3、纵观美术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我觉得各文化自身的变化发展才更是永恒的主题，中国画艺术作为民族文化或东方文化几千年的过去和其现在时将来时，应该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也将会是更被予以注重的。4、我所希望能另立山头的“中国画”，至少不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得太多的那些“中国画”。我想，应该把中国画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进程中再思量，其中有两个前提：中国画必须在承传中自我更新，必须面对今天的世界。
唯有更新和面对，才会有新的可能。
中国画艺术上下几千年的演绎，彰著了民族智慧和精神而成为民族文化的表征。但民族文化在今天不应该是后殖民文化中策略性的权宜口号，也不应该是一个封闭性的自我圆满体系，更不仅仅是区域抑或民俗意义的，它应该也必须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参照中，在与世界发生联系时显现其特性和价值。中国画作为艺术的生长，必须也一样地要面对今天和面对世界，真正与当代与世界对话。如何从优秀传统资源中发掘、光扬，如何在当今多元格局中参照、创造、拓展和更新中国画的内涵和外延，是中国画不可回避的课题。文化的更新，在于文化发展中有其自身的内在需求，如此，才能接续和完成中国画由传统文化向现当代文化的转化，从而也才有可能使中国画焕发新的艺术生命，使之以今日艺术的姿态存在于当今世界艺术之林，成为通达于世界的中国艺术。
中国画要更新，要面对今日的世界，首先还需要自解其陈陈相因的樊篱和画地为牢的作茧自缚。如果说艺术是个体生命意志的追求和表达，那生命意志和自由由不得界定；如果说个体的创造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那一个民族中艺术所表达的创造性和丰富性也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体现。这才是希望所在。
再之，即使在国内“语境”中，把“中国画”仅仅置于其历史上下文中来言说，也是难以为继的。本世纪初以来对“中国画”发展变化的关注，特别是历经了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推行、六、七十年代“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打压、‘85思潮的冲击和“中国画穷途末路”的大论争、以及九十年代“东方主义”的“新国粹”“新保守主义”泛起之后，国内美术批评界和美术界对“中国画”或曰“水墨艺术”进行的反省和重新评论以及艺术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把“中国画”自觉地还原为艺术，力图其现代转型，重新检讨古典主义的“笔墨中心”情结，自觉地寻求全新的文化定位和身份，使之与当代文化真正相关联—从而把“中国画”置于更大范围的文化语境中，并以新的文化话语来言说。主流话语的侧重和转变同样是文化演进的路标。（不过，我认为“水墨艺术”一说大可商榷。“水墨艺术”指谓的初衷，或是着意回避“国画”中纠缠不清的外延，仅就材质而说而切入“当代”，但老“国画”中“当代”了的“写意”尚可，工笔等又该如何入围呢？或“出局”？但如果也“当代”了呢？现在可能就称呼个“中国画”还似宽泛些。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暗忖。）
中国画自本世纪起对传统文化的更新及向当今世界迈进的努力必将更趋明晰和成熟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将以更多可能的诠释赋予其新的面目。说不清九五年夏天在“巴黎的晴空下”突然“雄起”的那份自信是不是“意味深长”，但我确实希望，“让我们同行”，在新纪元不远的未来，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事实、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大山、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