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08年4月20日

访谈地点：张念北京工作室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从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孵蛋》这个行为艺术作品，一直到当下，你对“蛋”这个母题不离不弃。为什么要坚持使用蛋这个元素呢？

张念（以下简称张）：这次的展览《等待》，基本上我一直使用“蛋”这个元素。在一直坚持的过程中，我也有困惑。2000年以后不久，我的系列作品是放光的图像，那时候我就觉得要转变了。

杜：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张：因为发现有问题了，就是作品的延续性，有时会出现突变与断层。所以，必须对创作意识有一个全方位的考虑。可能是现代艺术展上那个作品的影响力太大了，所有人在介绍我的时候，一定要说这个事情：1989年，他是孵鸡蛋的那个。这个好象已经成了我摆脱不了的一个符号，好象除此之外我做任何尝试别人都不认同。我做了很多网的作品，在1990年代我拍了很多影像，但好像除了蛋之外，我做什么都不对了。而只要我做与蛋有关的作品，他们都认可，都说好。

杜：这个认同点在哪里呢？

张：是延续性。他们会想，这个人做了20年还在做，还在一直的坚持。一直坚持下去，是我的本意，但是形式上的延续不一定是我的本意。延续作品，需要很多因素，不一定是形式、风格上的延续，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延续。以前我做行为，人家叫我行为艺术家，这个是我不愿意接受的。

杜：你在1990年代的摄影，是拍的一些边缘化的人群，与你的其它作品差异很大。

张：是，但它也是我的作品啊！有一些作品是让大家去接受的，有些作品则是自己不求观者反馈的。别人可能不接受，但我不想成为类型化的艺术家。其实，我也是画家，说我是摄影家不对，说我是行为艺术家也不对。我的创作需要一个载体，它们只是我的创作材料而已。我幼时的梦想是画画。那样的时代，我做完那样一个作品，大家都给你一个标签贴在身上，都说我画画的挺好为什么不再画了。

杜：这个展览，我感觉，与你之前做的有关历史图像的展览有很大的不同。

张：这次展览比较特殊，我准备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两年吧，然后决定找美术馆做展览。现在今日美术馆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条件，也正好在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于是，我就把这次展览做起来了。

杜：这个展览的主题好象不止一个吧？而且，为什么要把墙破掉呢？

张：我构思了两个主题：一个是“筑巢引凤“，这是一个比较吉祥的概念。所以就想到要破墙而入。破墙，还有其它原因，因为我的作品要运进来。我想，作品要破墙而入，那么，相应的就要有破壳而出的概念。既然是筑巢引凤，鸟巢的前面就还需有只凤。但我做了个孔雀，因为我们都知道，凤是从孔雀的形态变体过来的，我把展厅中间的那一块，筑成了鸟巢的局部。这个构思就是这样整个联系起来的；另外一个主题是“万紫千红”，所以我用了一万盆鲜花，一盆也不能少。

杜：这些文化指涉，其实与你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

张：提不提过去，对我本人来说不是很重要，我的创作一直往前推进，不断有新作产生。我的一个作品是用钢网吊起来的，其实在1990年代就开始做了。现在做的这个展览叫“等待”，意思是我在等待一个新生，新生的意义可能比较多，主要是个指向未来的概念。

杜： 19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蛋”作品，包括你拿真鸡蛋去砸一些东西等。现在则有一个与“蛋”相对应的巢。鸟巢这个奥运会赛事的场馆，现在变成了中国人求强欲望的一个图腾。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这令每个中国人都雀跃不已，都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低迷与挤压，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随着这种中国力量的崛起状态，欲望逐渐膨胀，某些东西蠢蠢欲动、好象即将破壳而出。对这样的一种较普泛心态，与真正的国情现状之间，你个人是如何评判的？

张：我觉得当下是一个新生的开始。新生，既不是在过去，也不是在类似西方启蒙的时期。假如是类西方的启蒙时期，那么我们的思路是跟着西方走的。现在的状态，好象一切都在化解，在无形状态下，就有责任、道德和风尚的较大变迁，这个是时代性的差异。在1980和1990年代，面对西方文化，我们似乎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文化结构实在是太强了。在短短几年的变化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巢孕育着一个新的开始，会是一个新的生命。我认为这些实体建筑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在北面建了个巢，在南面弄了个蛋（国家大剧院），它们是在一条中轴线上的。在空中看到这条线和故宫的关系时，心里是很振奋的。我经常关注这两个建筑，在这个时候，这两个建筑在北京的出现，一北一南，恰好从中轴线上穿过去，其寓意我想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释，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感觉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杜：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在短短的几年内急速膨胀，对此，你是持乐观态度的？

张：是的。我是持乐观态度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近百年来，我们从西方反馈回来的东西太多了。当然，要逐渐走出西方阴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杜：我们在不断的输入西方文化。

张：对，一直在输入。我不是说输入不好，但输入的过程中也渐渐消灭了我们的自信。1980年代短短的启蒙，谈不上自信。1990年代也谈不上。2000年以后，自信心才开始产生，作为中国人、中国艺术家，好象你的底气开始足了。几天以前，孔长安遇到我，就说：“北京真不可思议！”。

杜：关于自信心，是因为经济的崛起而导致的连带效应呢，还是因为文化本身的强大而引起的呢？

张：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脱离经济基础是没法谈的，这是肯定的；另外，我们本来的文化是很强的，只不过近百年来我们被蹂躏得够呛而已。这两个点在这个时候撞到了一起。我一直很佩服中国的乡镇企业，他们凭意志就这样干起来，把快要倒闭的厂子救活。中国本来有一个很深的文化，有一次我和外国人说：艺术家还是艺术家，这些货还是这些货，并不是现在的作品比20年前的好到哪里去，但是随着附加值的原因，今天可能与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所以，彼此无法脱离，整个趋势往上发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价值体系开始慢慢建立起来，文化也慢慢跟上来了。

杜：你的很多雕塑作品，是马上就要破壳而出的人，颜色亮丽，但人本身的神情是非常抑郁的，这与文化自信心似乎是相反的。

张：在过程中他是这样的，经历了抑郁的感觉，再破壳而出。你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影子。

杜：从1990年代到现在，最为走红的是一些符号化的作品，对这个问题你如何看？你又如何避免自己的作品符号化？

张：我经常也在提醒自己，不要做符号化的东西。现在我也在莫名其妙，我也在做符号化的东西。我一直想避开，我觉得1990年代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杜：文化语境上已经不一样了。

张：对，文化语境在改变。时过境迁，背景是不一样的。

杜：你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持乐观态度，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看起来这几年我们的经济急速膨胀，我们的产品遍销欧美，但往往是小商品，而且并不是因为它质量高，而是因为它便宜，这样看来，我们只是对产品的一种加工而非原创。

张：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资本是有流向的，它流到了发展中国家。

杜：为什么会流到中国？

张：材料便宜，劳动力便宜。我们要迅速发展，于是不忌讳环境的破坏与污染。对西方那么一个工业文明社会而言，中国是一个土壤与资源，你做的就是一个高强度、低智商的劳力过程。他们把标准给你，让你怎么怎么去做。我觉得在起始阶段，这是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我们要解决肚子问题，我们要生存。其实现在一个现实已经摆在眼前，原材料贵了，我们要治理环境污染了，资源慢慢流到更便宜的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了。这是很正常的。

杜：一种繁荣和崛起的景观，可能会有泡沫化、危机性的一面。你有没有觉得在乐观之下潜藏着一些危机或其它？

张：这是当然的，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不能盲目的乐观，否则就夜郎自大了，这是需要冷静面对的。而且，越自信的时候越要冷静。

杜：就你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在当下这个形势好象一片大好的盛世华辰之下，对艺术家而言，真正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张：真正的危机，我认为是艺术家自己。

杜：他自己的哪方面呢？

张：能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基本上已经搭好了，作为一个艺术家，需要创作好的作品，这才是最重要的。

杜：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你认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

张：经济我不好说，因为感觉对这个不好把握。但是我觉得危机意识一定要有，因为这是人类的一个精神底线。对精神没有追求的话，人就变成工具一般了。

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张：是的。

杜：在看似形势大好之下来思考其持久性，或者要有一种预先准备的的心理。

张：这个形势大好，我觉得是局部现象。就像我们从市中心出发去宋庄，一路的差异性景观。

杜：在某一个发达都市的某一个区域内，形势看上去一片大好。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股市大跌，房地产业逐渐低迷，贫福差距越来越大，危机意识和不安心理越来越强。

张：我觉得这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没办法的。人类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几十万人，解决这些问题较容易。但对大国来说，就很难。艺术家有艺术家自己的事情要做，要去解决贫富问题，他也没那个能力，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尽最大的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如果没做好，是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