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

今日艺术网：我感觉您在欧洲的这段时间里受到了艺术在多个领域的同时深造。刚才您也提到，您思考过当代和古典的问题，那在当代艺术本身的一个传统呢，比如说您怎么看待您所属的幻想写实主义画派，还有达利、玛格丽特这些大师、前人的作品？
程亚杰：比如说达利，还有西班牙的一些，毕加索、米罗啊，单从技术上来看，很多人觉得他们的技术，尤其当代的这些东西比较差，从技术面上是不过关的、不扎实的。我是很注重技术的人，但是技术只是手段，它绝对不是最后的目的，技术手段是要修饰自己表达的思想的。作为大师，他追求的是这个作品要表达的观点和角度要么是前人没有做到的，或者至少是和前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但是用一种新的观点去看这个事物真是很难的，这是一个艰难的精神活动的过程。毕加索也好，高更也好，甚至达利也好，他们更注重的是这个精神的过程。那么技术手段，因为高更40岁才开始画画，他不可能有全面的基本功，可是他有很高深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不是画好素描，学好透视就能做到的，他的思想就超过你、包括你的教授所思考的。当代只是说相对古典而言表现手段不一样，可是大师都在追求思想的超越，精神的境界。

我就开始做自己感兴趣的、了解的和挚爱的。不是说为了某一个角度来设定画面，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得懂。

今日艺术网：谈谈您的作品吧，您的作品中有很多温暖的著名卡通形象，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表现幻想与现实这个哲学命题，您为什么用卡通玩具作为创作的媒介，还有您在作品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蝴蝶形象？
程亚杰：其实除了玩具和蝴蝶，还有一个就是“披头士”，音乐这个元素在我的作品里也多次出现。我就想为什么乡村音乐在美国这么疯，以至于列侬被他的一个偶像情杀，他的冲击力怎么会这么大，我觉得肯定有种精神因素可以超越音乐本身、通向生命之路。所以我的画里边的那个“披头士”，它象征着音乐，象征着生命、起源。
蝴蝶主要是象征着和平，和平是人生存最大的企盼，是最基本是本能。蝴蝶还有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蝴蝶传花粉是完全无目的的、不求回报的，这种行为是完全自然的，给予我们启示。
至于卡通呢，其实我开始不画卡通的。后来94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我的一张画（《天际》），一个张着嘴的黑人，很多人说那个黑人是达利，呵呵，其实我开始没这么想，然后从他的嘴里飞出一只天鹅，很多人喜欢，那里面有卡通的元素。那是我的处女作，在我的老师胡特的指导下的第一张幻想写实画派作品。我在要追求幻想写实画派的时候，我的老师胡特对我影响特别大。他说：你的技术很成熟了，我看过很多中国画家技术都很好，就是没有灵魂。我当时听了就特别的心痛，因为我们的画只是一张不错的彩色照片！我们要画的是生命，不是一张漂亮、美丽的照片，如果相机能解决的，不需要我们画家去做。绘画的乐趣就在于要有你的思想、你的梦。在做这幅作品的时候，我确立了一个幻想的主题，就是人作为生命中最高级的动物却在社会中被人为分为三六九等，所以我选择了画黑人，画这个所谓地位最低的人种，而我要歌颂的是生命的美好，就是生命应当平等。当我想到最原初的生命，想到生命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小孩子，他外表像一朵鲜花，但我们成人却无法感受他的想法，我们觉得他深不可测，并且我们从他们可爱的形象中取得安慰和幸福。所以我画了很多baby，我努力用很幼小的心灵来看待人心……
今日艺术网：赤子之心。您用您一个成年人的赤子之心来表达自己这样的一种幸福的期盼和原初的美好。您原来有一幅作品，就是《长城葡萄酒——一帆风顺》的那个，那幅作品中央是一只承载着长城的酒杯，这是您很少有的具有明显中国元素的作品。
程亚杰：你说长城的那个，我曾经有一些具有中国的那些严肃的符号的作品，我还画过一幅《我爱北京天安门》，一个卡通的娃娃，其实画的是帕瓦罗蒂，还画了很多小毛毛茸茸的娃娃在那一起唱歌，那是表现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当时我在维也纳的文化环境中，而我又是一个东方人，我从这个角度把幻想解放出来。天安门、天坛还有长城，这些中国元素在中间是表达我的向往，我的血，我的情，我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