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的草书并非“标准”。他其实是将自己的行书进行夸张的工艺。无论再用笔上，还是笔墨上做作成分较为严重，看似精彩，实为花哨。如果拿明代的傅山和他作为比较，你就会觉得于右任逊色了许多。相对来说，傅山的草书在明代远不及王铎和祝枝山。但他的缺陷只是或多或少在笔墨中失去严谨，在用笔中微显随意了些。但他和清代的书法家比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我说于右任书法之所以死板只是一个方面，在法度上不怎么严谨。用笔粗糙，败笔明显，笔墨死守程式、缺乏生机。谈不上草书之正宗。特别是他的用笔走线，如枯木，墨意不流畅、无精神。

书法家学书，首先要读懂张旭、怀素、黄庭坚、董其昌的书法笔墨。他们在笔墨上的长处，是中国书法史的长处。张旭和黄庭坚是一种酣畅中笔墨意趣，摄人心魂；怀素和董其昌以笔墨制胜，龙蛇不及、生机盎然，是中国书法精神之上乘。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家必须研究，方可理解笔墨。当代多数书法家，叫喊着书法讲究笔墨，其实对笔墨异常外行。他们只是在做着照搬中国画写意的伎俩，与书法的本质无关。有人做作地学着傅山和王铎给自己的书法作品字里行间增加墨与水的浸透成分来渲染笔墨，其实只是进行着南辕北辙的图画装饰，与书法的笔墨毫无关系。

沈尹默书法，神韵古朴、过于妩媚

有人一直说，沈尹默是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的顶峰。其实，这是人们认识上的肤浅。沈尹默的书法习于“二王”，他的书法形式是高雅的。但书法的精神是俗媚的，笔墨功力是疲软的，意趣是消极的。我向来不大看好一辈子“只追”二王的书法家，这是一种出力不讨好的行为。绝对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古人大多是在自己的书法成就和文化修养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在晚年才开始着力于对晋唐的研究上，这是一种尊重规律与尊重学术的作为。而沈尹默对二王的研究，是缺乏的基础的。他的作品做作成为很大，用笔蹑手蹑脚，收放疲惫不堪。有人以为这是他靠卖字求生所带来的自卑。其实不然，这是一种文化修养上的气节不足，所以导致其作品低级趣味。

近现代学习晋唐只是一种形式上追求，在精神上根本无法达到。一是由于当今的印刷品在复制了多年以后，作品在本质上失真，特别是印刷效果不好，作品的笔墨会在很大程度上落入偏差，所以，对着印刷品学习晋唐只是一种形式主义。其次，近现代的书法家缺乏鉴赏和收藏的经历，对于书法的理解是肤浅的，眼界是狭窄的，拙劣的。这就决定了他不能登上正宗的殿堂。清末以后的大多艺术家，靠卖艺为生，大多斤斤计较，对书画的材料上非常克扣，墨汁和纸张都不大讲究，所以，发挥不出来他本人的真实水平，作品的真实表现力也就降低了。据说，沈尹默是一直是处在卖画的贫苦之中，所以，他的眼界和作品的表现力自然不会高贵。有人甚至夸大他的书法水平赶超了宋元明的书家，直逼晋唐，其实是一种浮夸而已。究其真实水平来说，他远不及何绍基、赵之谦。也不用和明代的祝枝山、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王铎、陈继儒、张瑞图、傅山做比较，更谈不上宋元诸家。其实，这个评价是荒谬的，迂腐的。单独的临摹水平而言，沈尹默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对笔墨的理解是落后，他只是对“二王”有一定的复制技巧，但对于历代诸家的学习上是缺乏的，对于宋人书法只是走马观花而已。而赵孟頫、董其昌自负临书天下第一，这决不是浮夸。他们的作品存世较多，人们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的长处。沈尹默取法的过于单调，决定了他的书法风格不太坚定。依我看，民国以来，书法成就上沈尹默不及于右任，也不及弘一法师。

马一浮书法，文化气足、传承不够

与其说马一浮的书法是出于“二王”和碑学之中，还不如说出于董其昌来的干脆。实际上，马一浮的书法取法于董其昌，从形式上，还是从用笔上都没有摆脱董其昌的束缚。这倒让我想起了明代的大画家陈继儒，他的书法受董其昌的影响格外明显，所以埋没了他的真实水平。至于马一浮，他对董其昌的接受上还是较近现代人来说是出类拔萃的。也许，今人的才气不足以去理解董其昌，唯有马一浮这个文化人方可。其实，马一浮在董其昌上也没有什么突破，论字的文化，他远不及陈继儒、论对董其昌的理解上远不及康熙。所以，马一浮的优势在于他是个文化人，他的字属于秀才字，文化气不是十分充足，但不疲软，相比较沈尹默、舒同、林散之、赵朴初、郭沫若来还是有优点的。所以，马一浮在民国书法的这段历史上还是富有资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