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 明代书法意趣浓，抓住典型可借鉴

明代是一个书法激情丰盛的时代，书法家对笔墨的认识上，是历史的一个高度。尽管明代书法在法度上不及宋人和晋唐，但在笔墨上有赶超之处。其中，在这方面具有强大表现力的非董其昌、王铎、祝枝山莫属。明代书法在功力上当以董其昌封顶，在意趣上当属王铎。但祝枝山、文徵明、王宠、沈周、傅山等人也格外出众，相对而言，文徵明和王宠各有秋千、祝枝山袭法程式。沈周属黄庭坚之翻版，颓废之气严重，傅山笔墨妖娆，难掩浮躁。所以，明代书法正宗者为董其昌、王铎、文徵明、王宠。历史上一直用祝枝山来封顶明代书史，其实是一种不理智观念。祝枝山的行书袭宋人之法过于明显，尽管有自己的面貌，但难饰抄袭；他的草书是黄庭坚的翻版，精神不足，意趣缺乏。但祝枝山的楷书成就绝对第一，这点毫无争议。一些出版物上一直说南有董其昌、北有王铎，那么，巅峰对决，谁为王者？我认为，综合实力当属董其昌，无论是从袭法自然上，还是笔墨神采上，董其昌都超过了王铎。王铎的书法在风格上可以和赵孟頫齐名，但在本质上还是集大俗而成。相对于董其昌的高雅显得卑劣了许多。比如，王铎的笔意，没有摆脱“二王”的束缚，他本人对晋唐、宋人之法的没有完全融合，露骨明显；在笔墨上追求形式和造型，看似意趣深厚，只是表面，没有浸染到书法的精神上。而董其昌的书法食古无痕，笔笔精到，笔走龙蛇，看似疲软，却让人著笔慨叹不及。有中国宗教之大学问。他对笔墨的理解尤为深厚，将笔墨活灵活现于字的本身之中。特别是他书法线条的枯圆劲道，实属怀素第二。所以，我认为，董其昌书法精神第一，风格次之。而王铎的书法风格制胜，精神欠佳。

明代书法史上还有一位尤为重要的人物，唐寅。事实上，唐寅和文徵明、沈周的功劳在于绘画，相对而言，在书法上逊色了一些。合理地讲，唐寅的《落花诗贴》并没有人们所讲的那么权威。他在形式和文徵明的书法面貌相似。我一直不大看好唐寅书法的原因，就是形式优美，精神涣散。至于文徵明的书法，精神十足，形式呆板。所以，明代书家的书法当属董其昌、王铎莫属。至于我列举的王宠，虽然师法晋唐，就如我列举的元代鲜于枢，才气有余，屈人之后。面对强大的董其昌和王铎来说，即便是地道的晋唐，也得给其让一席之位。

有人说，明代是一个退步的书法史，我说，明代书法的创作激情可能是历史的一个高峰。我们不能拿历代的每位时代书家较一高低，这是牛马不相及的。因为，书法是一门在传承中丰盛的艺术。晋唐法度制胜、宋人风韵制胜、元人学术制胜、明代意趣制胜，这都是一个时代的特点及长处。所以，任何拿王羲之、米芾、董其昌等比较高低的说法的荒谬的。

第五、 贴学大于碑学，文化高于工艺

当代，盲目地研究金石，是葬送中国书法前程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崇拜贴学是中国书法家向画家妥协的一个重要例证。我总认为，碑刻来源于贴学。碑刻尚工艺，是工匠之作，贴学尚精神，是作者本意。有人认为，中国书法之宗属于甲骨文，不研究甲骨文谈不上对书法的理解。甚至有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一些原始的图文符号。他们以为，书法之宗源于原始。其实，他们正在做着走向愚昧的单程之路。书法的概念界定于甲骨文。按理，正宗书法大可摒弃甲骨。书法的正宗来源于篆书行书，高度来自于楷书、行书、草书成熟的晋唐。所以，过分地返璞归真是一种追求愚昧的过程。当今有一位著名的工艺师傅花了大半生的时间浪迹天涯搜集一些原始的图文符号，进行结集出版，美其名为“天书”，实在是幽默之极，滑稽袭人。殊不知，天书的对象属于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