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当代艺术格局之变化

　　与1980年代相比，当代艺术在九十年代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家除了原先在官方体制内(如学院、画院等)的成员外，又增加了大量的自由职业者。九十年代初，一批“盲流”艺术家陆续聚集到北京近郊，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圆明园、东村、宋庄画家村。2002年，曾是“星星画会”发起人之一的黄锐介绍日本的“东京画廊”进驻北京大山子798工厂，此后这批五十年代由德国援建的风格简洁的厂房被艺术家所青睐，在保留工厂原结构的基础上开辟出众多的工作室、画廊和艺术中心。2004年，798举办了“首届大山子国际艺术节”，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如今798艺术区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平台和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2000年后】

　　批评家-策展人引导当代艺术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艺术已成为亚洲艺术中不可忽视的雄强力量。自从1993年13位艺术家应邀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后，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频繁现身于西方重要的大型展览。双年展和三年展这种国际艺术展览的形式也逐渐被官方体制所采纳。2000年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上海双年展，2002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了“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2003年北京举办了“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政府还在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上首次建立了“中国馆”。于是，一个以美术馆、博物馆、展览机构、经纪人、策划人、批评家所构建的艺术权力机构全面建立起来，这其中，批评家引导并见证了当代艺术走向繁荣的过程。栗宪庭长期与北京的自由艺术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凭借自己对意识形态的把握，促成了“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等风格的形成。吕澎早在1990年代初就预感到由收藏机构介入的市场手段将直接影响到艺术家的成功，他所策划的“首届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首次调动广东企业为获奖作品提供奖金并参与收藏，在推动中国艺术市场上具有开创意义。学院派的批评家易英、尹吉男等对“新生代”艺术的意义给予了准确的剖析，以政府美术机构为背景的范迪安、张晴在促使中国当代艺术获得政府机制的接纳上做出了独到的贡献。此外，费大为在法国，高名潞、巫鸿在美国，组织和举办了多个华人新艺术展，为中国艺术家进入国际艺术领域推波助澜。

　　井喷的市场：艺术仅是一门大生意？

　　近十年来，得力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由画廊、拍卖公司、收藏家所主宰的艺术市场里，当代艺术也呈现出风生水起之势。中国人对艺术市场的概念最早由陈逸飞带来，1991年，陈的《浔阳遗韵》在香港拍出137.5万港币，首创中国油画作品过百万元的纪录，1997年，他的《罂粟花》拍出387万港元，成为20世纪中国油画作品的最高纪录。但是这种唯美以至流于甜俗的风情画却迅速被带有批判锋芒的当代艺术所赶超。前卫艺术家被台湾和香港的画廊所代理始于1992年，同年广州“双年展”中由批评家引入的“操作”、“生效”等市场概念激起了艺术家进入市场的雄心。私营画廊在北京、上海纷纷建立，经纪人与艺术家签署合同，画廊为艺术家安心创作提供经济支持、展览计划，艺术家将作品交给画廊销售并支付代理费用。与此同时，内地各种专业性的书画拍卖公司如嘉德、翰海、荣宝、保利等相继成立，对当代艺术的介入也越来越深。2005年至2006年，当代艺术品的拍卖纪录不断被刷新，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在2006年底一度拍出2200万元。2007年，当中国房价节节攀升时，当代艺术的爆发力亦成井喷之势。张晓刚、曾梵志、石冲、岳敏君、方力钧、陈丹青等的作品相继突破千万元，2007年末时蔡国强的《为APEC作的计划》火药画又创造出7424.75万港币的天价。正当人们为此而惊呼时，2008年6月，曾梵志的《面具系列1996No.6》又以高达7536.75万港元成交，成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拍卖的最高纪录。有趣的是，不仅生于1950年代、1960年代的艺术家屡屡卖出高价，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艺术家也稳步地进入了被画廊代理、被拍卖提高身价的流程。一张“中国式卡通新锐”的油画在2005年的市场价值是4-5万，2年后便涨至30-60万，一个美院的毕业生作品从千元到十几万元只需一年多的时间。

　　这些不断飙升的数字足以证明，中国当代艺术家无疑遇到了百年以来最好的市场机遇，但是其价值和价格是否契合呢？这背后是否隐藏着过度的“操作”呢？1989年的现代艺术展上，吴山专曾在现场卖虾，这个绝妙的偈子如今已演变为现实：艺术就是一门大生意。今天，嗅觉敏锐的画廊老板迫不及待地钻进美术院校去搜罗年轻的艺术明星苗子，着意栽培出下一个价格王，这令我们不免为当代艺术的未来而喜忧参半——艺术的命运莫非就只是不断地褪去锋芒，如同花俏用品上的装饰纹样吗？但愿她能一路走好，除了拥有景气的市场，亦能拥有景气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