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在本书第四部分的几篇论文基本上都是与《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一文同时完成的，所以，讨论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内在关联性。《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基本上是对上文第三部分的一个背景性讨论。此文本是应由台北大学主办的“两岸社会现代化”研讨会邀约写就的。在写作的过程中，先后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罗岗老师、我校邱晓林老师、《南方人物周刊》施雨华先生的指导。研讨会上，台湾政治大学陈小红教授给予了批评和鼓励。《“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古今之辩视域中的“韦伯命题”》是阅读韦伯《学术与政治》的读书笔记，也是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去年夏天，我选修了原祖杰老师主讲的“美国史”课程，《民族主义，“美国主义”与中、西新左派》是这门课的作业。开始，我选的Paper主题是民权运动，试图通过“3•14”事件，对中、西新左派在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上的异同作一分析和梳理。初稿完成后，原老师和赵毅衡老师给予了很好的指导意见，他们认为，一是文中涉及到国内政治敏感问题，应尽量回避，二是民权运动是一个特例，对现时中国而言，其并不具有参照性，建议让我进一步作调整。最后，便形成了这副面目。当然，民族主义是我在《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中所讨论的问题之一，更是现代性及其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因此，此文也算是一个补充性讨论。当然，这便不可避免的关涉到我在文中提到的民族国家问题。我选修罗志田先生“近代史专题”课程的命题作业《现代中国的认同：在“帝国—民族国家”之外？——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虽是一篇读书报告，但我想，通过阅读汪晖著作，从另一个侧面也为我们思考民族国家及帝国问题探得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由是看上去，第一和第四部分更像是一个整体。

随着米歇尔《图像理论》、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及巫鸿《武梁祠》在国内的出版和流行，图像研究成为这几年来当代艺术界和艺术史学界的一个讨论焦点。《从单行道到多维度：图像价值创设的新路向——亦从“力求明确的意义”论起》本是应李公明老师的约稿，就王南溟先生的《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一书所写的书评。贴到网上后，没想到还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后来，王老师还专门邀请我参加了由他策划、在重庆举办的新批评家论坛，并宣读了这篇论文，就相关问题，与鲍栋、杜曦云、王志亮几位朋友进行了讨论。吴味先生撰写了一篇长文与我商榷，拜读后，我也写了一篇回应《“本体论转型”、现实主义及虚无主义——答吴味先生》，都先后发表在《艺术时代》杂志。说起《艺术时代》杂志，就不得不说其主编杜曦云。曦云是我的好朋友，此前主编《美术焦点》。2008年，可谓是“《美术焦点》年”。尽管这本杂志已成为历史，但是由其引发的争论依然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主编，曦云承担了很多压力。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自然会做出理性而公正的判断。《以批评为视角：图像何以成为问题？》一文就是应曦云约稿，由《美术焦点》组织的一期有关“图像转向”的专题讨论而草就的。好像，当时界内对《美术焦点》攻击尤多，而随后关于“图像转向”的讨论似乎还为杂志赢得了不少的认同和支持。读研第一年，选修了赵毅衡先生的两门课，符号学和叙述学，并完成了两篇作业，但都是分析电影的。其间也应用符号学理论对当代艺术作了一些思考，《政治波普：中国当代架上绘画风格与观念的转捩——一个符号学的解读与反思》就是初步的结果。李公明老师读后，将其发表在《美术馆》上。

2007年，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出版无疑是一件美术界的大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部100余万字的著作在界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不过，争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当代艺术史的撰写”这个问题上，首先自然是能不能写的问题，其次就是如何写的问题。毫无疑问，虽然讨论很多，甚至至今还在持续，但分歧依然，似乎所有的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反思当代中国艺术史学：观念嬗变与方法检讨——兼对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批评》是笔者拜读吕著之后的读书笔记，吕老师对我的疑问也作了认真的回复，澄清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历史学院周鼎老师，站在传统史学研究的立场，他对拙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令我受益匪浅。巫鸿的《武梁祠》尽管算不上是一部传统史学研究著作，明显带有美国史学研究的痕迹，而且大量应用了图像学、人类学等方法，但还是保留了文献学、考古学等史学传统，《图像史的张力：在实证与想象之间——考古人类学视野中的〈武梁祠〉》算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回应吧。后经宋文翔先生的推荐，此文发表在《宁波美术馆馆刊》。

2006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引发了思想界、文化界关于八十年代的反思热。一时间，有关八十年代的著作纷纷出版，热卖。后来，参加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学术讲座时，见到查建英老师。吃饭的时候自然有人问起这本书，她还是那句话，为什么兴起这股热潮，她自己还是没有明白。《艺术vs.政治：被规训的身体和被压抑的现代性——上世纪80年代艺术思潮运动的另一个社会面向》一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撰写的，后来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刊上，受到了诸多关注。费大为先生邀请我参加尤伦斯的开幕学术研讨会，即关于’85美术运动的反思，也是因为看到这篇论文。当然，今天来看，其中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论述都不免显得简单化了一点。研讨会结束后，朱其先生主编的《艺术地图》还约我写了一篇关于’85美术运动的笔谈，就是《观念vs.制度：’85的思想遗产》这篇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