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场休息，他再度不安起来，他跑到门外紧张地数离开剧院大门的观众人数，1个、2个……一直数到128个，王可然说，“我的脑子一下子懵了！”

10分钟后，离开的人们开始返回，1个、2个……当数到第128时，终于，那颗悬着的心“放下了3/4”。等到第二天演出时，他剩下1/4的心也最后放下了。

话剧不比电影或演唱会，全国巡演的难度比想象的还难。一般舞台剧也基本选择集中在经济条件尚好的省会城市，很少敢涉足其他城市，也极少有演出商愿意接。南京市演出商刘子龙几乎是南京话剧演出唯一的承办人，原因来自自己爱好话剧，而其他人不愿接就是它的市场始终不好。

2007年刘子龙开始介入演出市场，他回忆说，当年“五一”期间上演的《暗恋桃花源》，是迄今南京最火的一次话剧演出，“上座率达到八九成，票房一百多万”。当他在上海看了《陪我看电视》和它的上座率时，觉得“很振奋”，开始对这部赖式新话剧充满期待。

利用自己身在媒体的职业之便，刘子龙在广播、电视、报纸获得足够的免费时段和版面，为这部戏做足了宣传。最终约80万的票房虽然仅次于《暗恋桃花源》，但还是远远低于了刘子龙的预期。

以南京的城市底蕴和市民消费水平，除北京、上海之外，它应属演出的一类城市之列。刘子龙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他清楚南京不乏有较高消费能力的文化人，可是经过近两年的话剧市场培育，它的文化购买力仍然很有限。在南京，去剧场看戏的人主要是大学生。

去年一年，南京仅有5部戏剧演出，不论是林兆华的《哈姆雷特》还是田沁鑫的《红玫瑰白玫瑰》，尽管有濮存昕、秦海璐的卖力拉票，依旧票房惨淡。而其中多数还是在小剧场演出的。刘子龙坦言，如果不算赞助和政府支持，单计票房的话，几乎所有的戏剧演出都是亏本。“要培育起话剧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走”。

王可然也清楚这一点。但他知道，“像《陪我看电视》这样的‘主流’题材，肯定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或拉到赞助，加上票房，至少能保证不亏”——这种“大众化”戏剧的生存方式，对今天的戏剧人来说，似乎值得参考。

另外，在上海第三轮演出时，他发现，尽管没有满座，但上海大剧院的第三层——也就是票价最低的一档，却坐得满满当当，许多人整场都举着望远镜但意兴盎然。这给他一个很大的市场启发，“现在的平均票价是300元，以后我们平均票价定在200～250，一定能卖好。”

目前，《陪我看电视》已试足九个城市，加团购平均上座率达到八成。方旭很满意在表演中体会到观众与他的互动，他说，演员能和观众在同一个空间，感受到与观众之间最直接的交流和呼应，是演员最过瘾的时候，“那才是话剧的魅力所在”。

《陪我看电视》能否在北京其他地点演出，现还在协商中。而王可然已经开始酝酿一部新戏，他希望导演还是赖声川。 ★

《陪我看电视》

话剧通过一台最早的牡丹牌9寸电视在30年间的遭遇，记录改革开放对中国家庭和情感的巨大改变。随时代的发展，这台电视机先后“流落”到1980年北京青年知识分子家、1986年西北农村、1993年都市垃圾堆、1997年南方工厂打工妹宿舍，最后成为上海豪华别墅主人怀旧之物和酒吧的另类摆设，在拟人的电视机(程前饰)眼中，他目睹都市到农村一个个家庭中，人们的情感在时代冲击下的迷失和挣扎。

选择电视机作为30年光阴唯一不变的线索，显然是制作方的良苦用心，倒与主题天然契合。在80年北京青年家里，妻子小芬对丈夫说，“我只是希望你多点时间陪我看电视，我们能多点时间在一起。”“有一天吧。等我钱赚够了，等我一切帮你都弄好，我会好好陪你的。我先出去一下，不会太晚回来。”

最后一幕，时间是当下，所有人都聚集在酒吧，上演各式的交易，发了小财的小李说，“我的妻子在医院里，我却在这里谈生意，我们永远在忙却不知为了什么，每一个人都像这个酒吧的名字——极度空虚！”

制作方的野心一目了然——30年改革开放下中国社会变迁，如此宏大背景，未必讨好市场。而赖声川和演员们却是讨巧地找到“家庭与情感”这个与每个人生息相关的痛点大做文章。导演将戏切分成6幕分别展现不同时代的生活，以同一台电视机和共同的情感迷失贯穿，整部剧还显完整。于是，“陪我看电视”成为呼唤家庭和情感回归的一个支点，倒也意味深长。

而流浪汉方芳的“插科打诨”，也是“赖式”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