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回到批评本身：当代艺术批评实践的再检省

引起最大争议的应该是我在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当代艺术与批评是一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高低关系。我在文中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艺术是谎言的话，那么作为哲学的艺术批评即便是谎言，也是高贵的谎言。因此，不论艺术或诗如何变化，艺术批评即哲学（或政治哲学）之于真理和理性的持守是绝对的。其批判在此只是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正是从这一价值及立场层面上，当代艺术批评的独立才有可能，而并非是简单地摆脱对艺术及艺术家（包括政治、资本及媒体等各种权势）的观念依附和利益牵缠。[17]

这样的观点我想怎么也很难得到艺术家的认肯。事实上，在此我针对的并非是艺术问题，亦非艺术家的问题，我归根追问的是批评及批评家身份独立的问题，亦即如何从艺术批评之艺术本位回到批评本位的问题。或者说，批评之为批评的主体不是艺术，而是批评，即批评作为一种理性、知识、思想而存在的批评。

这自然引出另一个问题，即我的经验主义阅读背景如何介入当代艺术之为艺术的形式主义问题。我想，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并不矛盾。经验主义的阅读背景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我们时代及其基本问题，我的问题意识也更多来自这样一个阅读和思考。因此，经验主义在此作为一种立场、一种价值底色而存在。而形式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批评方法。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单纯以形式主义来分析、理解当代艺术作品？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对于艺术形式缺乏实质性的推进，甚至可以说，当代艺术是反形式的或去形式的。[18]甚言之，这不仅是形式主义本身的困境，也是当代艺术的困境。因此，对于当代艺术批评而言，我们固然不可否定形式主义，但陷入惟形式主义和惟经验主义则是必须警惕的。
正是这样一个阅读背景和思考视野，促使我对当下批评中的个案研究主张产生些许质疑。如果说80年代，批评界习惯于宏大叙事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淡出，学术抬头”，皆一致自觉地转向个案研究。直至今天，我们实则已然处于不是宏大叙事太多，而是个案研究太滥的局面。问题在于，什么是个案研究？今天我们的个案批评无非是借用西方后现代理论作一表层的拆解和描述，殊不知，这样一个后现代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虚无主义的宏大叙事，其比宏大叙事还宏大叙事。

从这个意义上，重思宏大叙事并非没有意义。当然，更重要的是区分宏大叙事的视野，即他者视野（西方中心主义视野）、自我视野（中国中心主义视野）及整体视野。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陷入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能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而是要试图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回到一个整体性的视野去考量。基于这样一个背景，所谓的个案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哲学的考量，其意在如何从空洞叙述转向真相揭示，如何摆脱政治正确与政治不正确的相对主义的困境。这就告诉我们，所谓的个案研究是一种宏大叙事的个案研究，所谓的宏大叙事事实上实是个案研究的宏大叙事。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个案都是典范，都具有意义，个案的选择本身还须基于韦伯所谓的“理想类型/理念类型（Ideal-type）”的判断与取舍。这端赖于一种洞见，而洞见来自深刻的知性。[19]可见，不管是宏大叙事，还是个案研究，二者并不对立，更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二位一体的。或者说，重要的不是将其区隔或对立起来，而在于如何或能否回到我们所身处的根本问题。

余论 韦伯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

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说的，韦伯尽管对现代性持悲观的态度，但是对现代性之根本——宪政——并不悲观。宪政的框架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力量。所有的讨论、争议都必须在这个既定的游戏规则下展开。这无疑是西方最大的智慧。可作为游戏规则本身，其并不能解决问题。正是因此，才需要某种力量来反思、批判、制约游戏规则下可能的各种现象。但无论如何，这套游戏规则是不变的。[20]与韦伯不同，马克思在对现代性展开整体性批判的同时却持乐观的态度，他诉求的是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他并不认同西方宪政意义上的权利政治哲学，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规定了范围，把我们每一个人与其他人分离开来。人和公民的权利，就是维护我们原子式地存在的权利。因而，它们首先假定然后强化了我们相互之间的异化。”[21]这足以证明了他对于西方宪政本身是持保留态度的。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美国革命始终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得到间接印证。阿伦特（Hannah Arendt）尤其强调了马克思对于美国宪政革命的失语或回避。[22]然而，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本身则无疑促使了西方对于现代性的不断反省与重建。特别到哈贝马斯的时候，事实上其已经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意在回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平衡、融合中，但是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重建现代政治及其正当性基础，这显然是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的。[23]

对于当代艺术批评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批评的同时我们亦须考量和反省韦伯主义及其赋予的悲观，特别是其在反思、悲观的同时对于现代性根本的认同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批评的政治哲学进路既不是韦伯主义，也不是单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换言之，这既是韦伯主义，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许，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笔者主张回到哈贝马斯的公共政治及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反思的平衡”实践的真正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