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三：成立国家艺术基金会，用市场的手段凸显中国主体价值观

　　在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时代，国际艺术市场也是各种文化碰撞、博弈的战场，其角逐后的抽象数字往往表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地位和尊荣，甚至是价值观。忽视国际艺术市场的角逐，从根本上来讲，就是阻断了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艺术格局中构建主体价值观的可能性。从这个战略角度看，无论是国内文化机构，还是中国当代艺术本身，基本都是失语的。

　　具有丰富文化战略经验的西方主流文化成功地利用了上述缺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以熟练的市场运作打造出中国当代的“国际形象”，动辄几千万元缔造的艺术神话和偶像似乎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强行为中国社会、历史作出泼皮化、革命暴力化的定位，引导了西方社会和公众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判断。

　　面对这种状况，中国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成立国家艺术基金会，拨乱反正，在市场上重塑中国当代艺术的形象和价值观。政府一旦有所动作，国内大型企业、民间商会便会闻风而动，这种巨大的经济合力将会迅速改变目前中国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被动局面。

　　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职责，首先是在国际市场上，以国际性的价格购买表现中国文化主体价值观的作品，推出中国本土艺术大家并使之在国际上发生影响；其次，接受艺术家及“智库”专家的各种方案，推出有影响力的国际性艺术展览；第三，设立国际艺术大奖，主动选择中外符合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艺术家和作品；第四，发现并推出具有潜质的年轻艺术家，使中国当代艺术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策略四：重塑本土国际化艺术平台

　　20世纪90年代，在“双年展”这类国际展览体制的压力和影响下，国内开始了国际化展览模式的探索。“双年展”模式的引进始于民间，却兴盛于官方。随着“双年展”声誉的鹊起，国内开始了一窝蜂的“双年展”运动，现有七个双（三）年展，成为世界上“双年展”最多的国家。过多的“双年展”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却未收到相应的文化成果，远未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锋中呈现出中国主体价值观。

　　“大展政治化，小展商业化”是当今世界各种艺展的总体趋势。无论是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双年展，均有其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的考量。再进一步说，“双年展”还有推广本民族文化产品及代言人的责任，决非简单的、表象化的热闹与“繁荣”，更不会成为简单的出钱出力的搭台者。不幸的是，国内“双年展”做的大都是后两件事情。

　　当下，国内“双年展”应回到冷静的理性思考层面上来，作为本土的国际化艺术平台，双年展的当务之急是以展览本身所形成的权利凸显中国当代艺术的主体地位，表达一个民族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经验、价值观以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展示在此过程中中国艺术家对现代性审美经验及形式的独特创造；同时，作为国际双年展，还应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在国际艺术交流的层面上，推出中国当代艺术精英，并着力打造本土具有国际视野的策展人。从根本上来讲，这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回归和实施，才是国内双年展的生存之道。

策略五：培养国际化的本土策展人

　　策展人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职业，通常指既有专业艺术史知识背景、艺术批评眼光又能操作策划展览的专家，通常意义上，重要的策展人往往也是重要的艺术史学者和批评家。职业策展人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独立策展人，二是兼职策展人。策展人的身份也有多重性，重要的策展人一般都应是批评家和策展人双重角色，也有的是策展人、批评家和艺术史学者三者合一。

　　在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战略中，培养策展人是关键着力点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讲，策展人是国家文化战略的操盘手，他的学术思想往往隐喻着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本土文化价值观，而其独立的策展身份和学术品格将非常有效地完成所担任的文化使命。故而，培养国际化的策展人应纳入国家的文化战略的范围来加以考量，中国当下的策展人大都处于散兵游勇和业余状态，以策展作为谋生的职业，所以听命于西方或商业雇主也就在所难免。

策略六：构建国际化的艺术媒体系统

　　构建国际化的媒体系统是推出国际化艺术家、凸显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另一重要手段。欧美的重要杂志如《美国艺术》、《flashart》、《阿波罗》、《造型》以及《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以及各种西方当代艺术史的出版，电视和网络共同构建了一个西方当代媒体系统，这个系统在西方艺术界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如果某一艺术家和作品被这些媒体刊登介绍，那么就意味得到了欧美乃至国际性艺术机构和专家的认可。在西方的出版物中，艺术史就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考量，西方艺术史评价体系只是将中国当代艺术看作西方艺术观念影响下的一个分支。在他们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只是在用西方艺术的观念和形式来表达中国内容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