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七部书》:跌向太阳的道路

海子的《太阳·七部书》不同于习见的“史诗”模式，而是以意志性感受贯穿起来的。“太阳”，从精神维度上是“向上”的，似乎这使之自动带有“绝对诉说”的神性意味———但是，对一个没有稳定的宗教皈依的诗人而言，这种“绝对诉说”，其对象是不明确的(当然这并非是什么缺失)。因此，海子这部诗中“神性”的出场，不是基于其“先在之因”，而只是一种“借用因”。这部诗中神性音型的强弱，是与诗人对当下“无告”和“酷烈”的心灵遭际成正比的。我们只能说，海子一面“发明”出了自己的“神性”，继而或同时又自我盘诘这一“发明”。这是两面拉开的力量，海子本人的生命过程受害于这种噬心而绵长的分裂体验，但他的这部长诗却恰恰因此获具了某种真切的张力和心灵的可信感，而非向上一味升华、蒸发而“不知所终”。就此而言，在海子辞世后，无论是将之视为单纯的“升华者”而赞美的人，还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贬低他的人，都是只看到了诗人某一方向(方面)的特征而将其

简化。在这种简化中谈海子，赞美和贬低都是令我们不踏实的，因为双方的矛盾性在此都“统一”乃至“同一”于认识力的盲视。

笔者使用的“精神重力”一词，偏移式地借用了法国基督教思想家薇依在《重负与神恩》中的表述。她认为与物理世界和世俗此在的万有引力的向度相悖，“精神重力”具有上升性质，“精神重力就是上升，精神重力使我们跌到高处”。海子本人并无固定、自明的某一种宗教信仰，但有着类宗教情怀。所以与那些教徒不同，他没有上升而到神恩的怀抱，却穿行于赤道跌入了“太阳”。“跌入”，不是简单的“飞入”，比之后者，有着更多的艰辛、无告和勇气。

这样看，海子所趋赴的“太阳”，其实不是一个具体的精神“地址”，甚至其内在意蕴也非单纯自明，而是一个精神过程——一个涵盖了诸多彼此纠葛的力量，“笼罩光明和黑暗”，“神魔合一”，诗人用来综合表达灵魂超越之路的痛苦和澄明，自身的求真意志力和内心争辩的整体象征。作为一个极度敏感的诗人，海子对具体历史语境和生存压抑的既定事实有足够的体验，不过在他那里，“既定的事实”并不等于是应该接受的事实，个体灵魂的超越向度很可能比它的对立面(认同既定事实)更符合人的性质。他是把自己的灵魂作为一个有待于不断“形成”的、而非认同既存世俗生存条件的超越因素，来纵深想象和塑造的。在他的长诗中，人的“整体存在”依然是诗歌所要处理的主题。而既然是整体的存在，就不仅仅是意味着“当下自在的存在”，它更主要指向人的灵魂自由的“自为”存在——按照存在主义的理念，意识的超越性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特性的主要表达之一。

因此，“太阳”为海子提供的不是一条由此及彼的直线升华，而是一个庞大纠结的话语场域，一种大致的精神方向。它的作用不在于提供具体标准，而是给生存提供一种自我超越、自我确认的意识，它使自我在使自身向之努力的关系中，进入生存。不同维度的意向之间形成的“盘诘”性张力而非单向的升华，才是海子《太阳·七部书》的真正维度和重量所在。

比如，《太阳》的开篇就是意味深长的:“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也有人类的气味——／在幽暗的日子中闪现／也染上了这只猿的气味／和嘴脸。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不像但丁。这时候没有闪耀的／星星。更谈不上光明……”开头这重重纠结的话语，为海子整个的“太阳之旅”定下了基调。“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也有人类的气味”，是喻指精神在加速度超越，但“我”的肉身还不得不深陷于“人”中。“我”的精神行旅是格外艰辛的，甚至不乏荒诞感——“我”跌入太阳的行程决非确定的一元式信仰举念，毋宁说“我”也不确知为何宿命地走上这条精神的赤道。“我不像但丁”，但丁的神曲之旅是由“地狱—炼狱—天堂”这一明确向度构成，甚至在《地狱篇》的结尾，但丁已有把握地写出:“透过一个／圆形的洞口，我看见了一些在天上／才会有的美丽的事物。我们从／那里出来，再次见到那些闪耀着光明的星星”。然而，海子说自己的精神行旅，“没有闪耀的星星。更谈不上光明”。与但丁不同，他没有终极神圣之光的归所，更没有维吉尔式导师的指引，和贝亚特丽齐式永恒之女性的陪伴，海子跌向太阳的道路更多的是苦难、无告和试图“自我获启”的艰辛。

所以，与但丁的最终指向升华的线条结构不同，海子的《太阳》是一团拉奥孔式的扭结的自我争辩的话语矩阵。他走上的是一条疼痛的“单足人”般的天路历程，是瞽者般的返诸内心的黑暗与光明含混难辨的道路。的确如他所说，“我是在我自己的时刻说出这句话”，自己的时刻不同于“你们的时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来到赤道／那时候我已被时间锯开。两端流着血锯成了碎片”，我的内心在格斗，在互否，“翅膀踩碎了我的尾巴和爪鳞／四肢踩碎了我的翅膀和天空”。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进入太阳／这时候也是我进入黑暗的时候”——“赤道，全身披满了大火，流淌于我的内部。”

在创作《太阳》的日子里，海子说:“黑暗总是永恒，总是充斥我骚乱的内心。创造太阳的人不得不永与黑暗为兄弟，为自己。”我们只有意识到诗人是在“主动寻求的困境(或悖论)中表达”，才不至于将《太阳·弥赛亚》中的复活意志，与《太阳·弑》中人类之间彼此疯狂屠戮的境况对立起来。它们本是一场永劫轮回的人类命运图式，既是噩梦和绝望，又是新新顿起不断重临的“强力意志”的苏生。

“太阳之子”的绝望

对海子《太阳·七部书》中的绝望感，我们理应主要从刘小枫提出的这一向度来认识:“坚持对价值和意义真实的祈求才会导致绝望感……绝望感只产生于置身在价值的虚无能够为价值真实操心的诗人的内心”。不过需要引申的是，绝望和焦虑，也是克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保罗·蒂利希、荷尔德林、R·S托马斯、艾略特、奥登、雅姆等存在主义神性哲学和诗歌系谱所陈述的生存前提，而且只是“前提”。如何理解这个前提所带来的可能意义，这些哲学家和诗人都有明确的超越性的宗教方向和归所(所谓“神的家中鹰在集合”《秋》)。而在海子这里，“前提”与“结果”却是完全重合的，我认为，这正是一个没有固定宗教信仰的中国诗人“知行合一”、勇于面对自身生存真相的结果(所谓“秋天深了／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秋》)，它可真是又凄楚又明亮。

因此，如果说海子的《太阳·七部书》当得起“史诗”之名的话，我认为就是它局部地超越了个人化，并勾勒出一个种族的(诗歌)精神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所遇到的特有的困境图式:“太阳之轮从头颅从躯体从肝脏上轰轰辗过。”

这就是一个“太阳之子”，而非“太阳王”的处境:“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今夜，我仿佛感到天堂也是黑暗而空虚。所有的人和所有书都指引我以幻象，没有人没有书给我以真理和真实”。生活在20世纪末的历史语境中的诗人，要建构通向“本质真理”的“大诗”，诚实的海子也忠直地遭遇到一个利奥塔所指出的严酷“寓言”:人们相信有一个绝对的宏大的真理之源，每个这一情况的叙述者都宣称他所叙述的真理跟他“一直听人这么说的”一样。他是这一真理的听众，而告诉他这一真理的叙述者也曾是听众。顺着(也可说是回溯着)这条真理传递链一路都是这样，结论暂定为真理的主人公一定是最早的叙述者。但是，“他”是谁？谁能肯定“他”存在过？我们在此碰上了可怕的循环:“Y对X拥有权威是因为X授权Y拥有这种权威；其中偷换的论点就是:授权赋予了权威以权威。”

海子直面生存的诚实于斯可见，这就是他最终勇于承认的赤道上的冰川纪——“天堂在下雪／冰河时期多么漫长而荒凉／多么绝望”。与其说这是先知般的声音，不如说这更像是一个“反先知”的“先知”的声音。海子的“太阳”绝非简单的道德升华，他最后将之变成了一个自我争辩的噬心的“问题”。

回溯海子追问“大地／家园”，跌向“太阳”的诗歌道路，确然有着特定时代“非如此不可”的重要价值，只有这个高度，才使他获得了一个整体把握“生存悖论”的视点，并为之做出特殊角度的命名。海子留下的诗歌，无疑是属于现代汉诗中将恒久闪光的那些册页的一部分，并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内涵”等待人们继续“发问—应答”。

-陈超(本报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