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组画，久已成了我难以改口的标签，其实我二度进藏的画，并不止那几件。
1976 年秋我第一次去到高原，停留四个月，先后画了三幅大尺寸创作 ：《泪水洒满丰收田》《华主席和西藏各族人民在一起》《西藏人民欢庆打倒四人帮》。只看标题，全是那年接连发生的国家大事：毛主席逝世、华国锋登台、“四人帮” 就捕。其时我 23岁，混在农村七年，得缘弄这些大创作，画得很开心。
那年年底，《泪水洒满丰收田》送到北京参选全国美展，居然入选了。展完运回拉萨，搁置仓库，几年后卷回家中， 扔在床下，直到 1994年才想起来，回国时又跟破席子般卷去纽约，展开、绷平，悬在画室东墙。世纪末，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展，借去挂了一挂，返还时竟给装在考究的木箱里，新世纪又随我回国了。
另两幅大画，因西藏所属西南地区，当年被划在成都展览，事后要是没给毁了，如今应该在四川哪个角落靠墙搁着吧。庆祝“四人帮”倒台的那幅只画了几天，胡涂乱抹，出现华国锋的那幅倒是比《泪水洒满丰收田》更画得放肆而松动。当然，三件作品的场景一律生掰硬造，说得好听点，就是凭空想象。
1980 年我再度去到西藏，画成毕业创作，即后来被称为“西藏组画”的几幅小画，成于三月到六月间。1981 年趴在美院宿舍板铺边又画了两幅，分别叫做《风吹草低》和《荒原呼啸》，翌年我就出国了。在纽约，西藏绘画可以谋饭，弄了好几年，然而远离高原，怎么也画不过拉萨那批画。80 年代末我收起所有素材，洗手罢休，再也不画西藏了。
两次西藏行，相隔四年。头一回时在“文革”终点，《泪水洒满丰收田》与翌年那届全国美展，恐怕是 1949 年后苏联革命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最后一次集体展示。那年月，我像所有知青画家一样，竭力模仿国内名家堆叠厚颜料方笔触的苏式画法，瞧着宽袍大袖的西藏人，满脑子苏里柯夫或德加切夫。当我在布达拉宫西南侧劳动人民文化馆一间小屋子里瞧着画布，走近退远，自以为是个“苏联”革命画家。第二回去西藏，正当改革开放前夜，不但世道大变，我也见识增长，画画时拼命默诵库尔贝、勒帕日、柯罗、米勒的朴素画面，自以为是个“法国”古典画家。毕业作展出后，我曾在文稿中竭力陈述自己为什么以及怎样画出这些画，多年后我才恍然 ：所谓西藏组画只是 1978 年“法国乡村画展”来华展出后的私人效应，而当我在画展中梦游般踯躅不去，中学时代躲在上海阁楼临摹欧洲画片的记忆，倏 忽复活了。
偏爱、未知、半自觉，恐怕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这本集子里摘录部分西藏日记，快有三十年不曾打开了：我读到自己只是天天观看、兴奋，一幅接一幅画。门外的大太阳照着成群结队的西藏人，我从他（她）们的脸和身影亲眼看见“苏联”或者“法国”的“画法”，心里有个声音轻轻地说 ：对啊！就这样画，就这样画……那时，欧洲绘画的美学是我与西藏的中介，就像西藏—谢天谢地—是我与欧洲绘画的活的中介一样。
这是模仿吗？我愿意是。我只会模仿，它助我达成摆脱与追求的愿望，这愿望在“文革”结束前后是那么真实而迫切 ：当苏里柯夫式的悲剧性画面指引我描绘哭泣的人群，“文革”主题挣脱了教条 ；当我目睹法国经典的真迹，亦步 亦趋，我果然洗去了二手的苏联影响。
可是三十多年前我既不曾意识到这些，也根本不想它，只是自顾自地画。日后，纽约的漫长生涯将我的过去逐渐 推远、隔断，新世纪回国再看这些小画：当年假想的所谓“欧洲”美学消失了，像是很久以前读过的翻译小说，忘了 情节，忘了当初何以为之动容。旧作却是历历在目，以每一细节提醒我：这是我年青时代在拉萨画的画 ：既不是苏联， 也不是法国，我终于明白过来 ：倘若没有画中一个个美丽的西藏男女赏我激情与能量，我不可能画出这批画。
近年我常被请求评价自己的旧作，问我喜欢哪一幅。有的，是那幅粗糙生猛的《泪水洒满丰收田》，因为无知而自信，因为历史的在场。至于西藏组画，我从破旧日记中惊讶地读到，在它们才画完的某一天我曾这样写道 ：“现在这些画在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与我最先想象并自以为能够达到的效果，完全是两回事。”
但如今这一切在我都是两回事了。我仿佛打量别人的作品 ：它们画得那么专心致志，而且，非常善良。

2009 年 2 月 22 日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