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我们在考虑这个展览主题时尽量让它变得不是那么宏大而是具有清晰的结构和层次的展览，因为这是由“亚洲方位”的理念所决定的，它通过这些视角强调了亚洲的主体性。我们可以从这个题目及其结构中引申去自我反省的问题，亚洲在哪里？亚洲的主体性在哪里？事实上，这个问题谈起来是比较复杂的。它不仅引发了我们对亚洲这个概念的重新解读，而且还包括了对亚洲的现代性所遇到的问题探究等等。这次南京三年展的主题“亚洲方位”，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模糊的特别宏大的题目。“亚洲方位”主要指向了两个意图：一方面，它是一个客观的呈现，是亚洲的地理、政治的一个方位；另一方面，它再现了艺术家之间或策展人之间的价值协商的潜在性和可能性，所以亚洲方位不是一个简单的呈现一个艺术的方位在哪儿，这里更重要的是隐含着价值协商，是亚洲国家的艺术家不同的审美经验之间的价值协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展览的主题是非常明确的，隐含的意义就是我刚才讲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里所包含的意义就更具体了。我们这个展览其实也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亚洲的确是太复杂了，不是三言两语，或者几个艺术家就能说了算的。在策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团队尽量把最好的艺术家呈现给观众，且尽可能从不同区域选出艺术家来，他们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还有以色列，黎巴嫩、越南、伊朗、约丹、乌兹别克等国。但是我们不可能像奥运会、亚运会那样，让所有的国家都参加，艺术展览毕竟不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一个在艺术上对不同区域文化特征的把握。展览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再现亚洲的文化价值的协商。除此之外，我们一直忽视中亚地区，这次我们就考虑像吉尔吉斯坦等国的艺术家，它们都很相似性，都是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它们都是游牧民族。所以，我们尽可能从不同视角对亚洲的主体性及其文化价值进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展览力度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更清晰结构感和紧凑感。

康：你刚才谈到参加这次三年展的艺术家，都是从亚洲这个方位选择出来的，但我觉得，今天艺术家的寄驻地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他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这有没有亚洲以外的艺术家参加？

黄：有一位来自瑞士的艺术家，他在北朝鲜拍了一部电影，关于朝鲜的体育比赛。关于艺术家的身份问题，这在80、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而今天已不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了，因为它比以前更复杂和不确定，比如一个韩国艺术家，长年住在纽约，我们很难确定他的身份。又比如日本的某个艺术家长期生活在伦敦，这就要求我们不可能去排挤他们的艺术，因为他出生在日本，他后来接受教育或其它原因去了其它国家，我们必须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来对待这样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更多选欧美艺术家参加这个展览。至于那个瑞士艺术家，主要是由他拍的北朝鲜的内容所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个开放的明确界定，要不然全世界艺术家都可以参加了。

康：随着后工业化的进程，信息传媒的发达，互联网的蔓延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很多的艺术家即便是一直生活在他的出生地，比如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但他的生活习性，已经和美国的纽约、德国的柏林这样的地区没什么差别了，而他们的作品也已经是国际视野，不具备这个亚洲性了，而是世界性。

黄：但是我觉得艺术家的身份还是难改变的，比如说蔡国强、徐冰、王度等，他们的作品很具世界性的语言特征，但他们的中国文化身份或亚洲文化身份难以改变，也就是说，他们作品里体现出的文化身份是无法抹灭的，虽然他们的观念是很国际的，但他们的问题还是与中国的问题有关。这个不是我们一厢情愿要国际化，而是必须面对国际化与区域化的一个复杂问题。

康：那你有没有考虑选择一些欧洲的艺术家，或者美国的艺术家让他们从另一个视角，就是跳出亚洲这个方位来看亚洲。

黄：我觉得这个视角可以从当代艺术的现状中去认识，比如说美国出生的华人艺术家，他身份还是华人，但是他接受的教育完全与亚洲无关，跟亚洲的文化没有关系。所以，我关注的还是此时此地，在此地发生的跟亚洲有关联的东西。为什么选瑞士的那个艺术家呢，因为他做了跟亚洲相关联的作品。这里面还有一个方面，我们怎么在亚洲这个共同体里面看问题，必须得有重点，有方向，不然展览的节奏就乱了。

康：在选择艺术家时有没有特别的标准？

黄：对于这个展览，很难用一个标准去做，因为亚洲是一个复杂、多样、差异、动态的区域，我们主要是在亚洲方位的框架下实施这个展览的结构，如果要确立一个明确的标准，就很难建立这个展览。当然，中、日、韩三国策展人本身就有一个价值协商的过程。既然选了策展人，我们就必须信任和尊重策展人的选择和判断，不干预策展人的选择。这才是我们的标准的根本所在。

康：这三个策展人所提名的艺术家基本上也就定了吗？

黄：基本定了。作为三年展的总策展人，我从全局去协调、统筹和把握整个展览。

康：这四策展人是按自己所熟悉的地域来选择符合这个主题的艺术家吗？

黄：他们是分工和地域的，康在永选出韩国和印度的艺术家；李振华选部分中国艺术家；住友文彦选的是日本和越南艺术家，我选了大部分中国艺术家，以及印尼、泰国、以色列、约旦、伊朗、吉尔吉斯坦等国的艺术家。

康：在你选择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亚洲的艺术家共同感兴趣的一些题材？

黄：基本上没有。

康：但是我觉得日本的艺术普遍倾向于卡通化。

黄：这次展览上我们选了几个具有卡通风格的艺术家，但日本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作品。

康：为什么会排除卡通呢？

黄：我想可能是策展人的选择和判断。其实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特点，作为策展人，我觉得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他们的判断，也是代表了对潮流的判断，对价值的判断。我们要充分的信任策展人，当然我们做展览的时候要尽量呈现文化的多样性，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也有卡通，我们就不一定都要排斥卡通，既然它存在，那它必然有这样的美学存在，那么我在选择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一些卡通的艺术。卡通只是一种现象，不是一种主流的东西。作为一个大型展览，我要让它变得丰富，这是三年展的原则。既要强调它的实验性，观念性，也要强调它的娱乐性、可观赏性。所以，问题不在于个人有什么样的好恶，问题在于如何提出一个价值，给观众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有水平的展览。因此这里面不可能所有的都是中心，它是高低起伏，有中心、次中心，我不能说所有的作品都是最好的，但是也不能说所有的作品都不好，它应是在整体和观念上呈现出有起伏、有节奏、有变化的特征。

康：这次选择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特别让人吃惊或者是振奋的作品？

黄：有，比如说我发现了白宜洛的新雕塑，他做的雕塑是一个两米长的写实心脏，心脏被放大，涂成红颜色，然后放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板车上，好像一个人拉了一个心脏，我觉得这个作品很感人。还有焦兴涛的作品也不同他以往的作品，制作了危险的木梯。还有一个影像，如张小涛的电影，制作很精致，非常棒。当然，老艺术家朱金石宝刀不老，他根据南京博物院的空间和环境创作了一个被解构的“怪塔”，与这个建筑形成了对话。我还发现新的绘画的矛头，如李青的装置-过程-绘画就是把油画颜色在乒乓球桌上的两边涂画成中国地图与亚洲地图，然后让观众去打乒乓球比赛，颜色被打到对方的桌面区域中。这是一个具有颠覆绘画的观念。非常有意思！！！

康：通过这次选择艺术家，你有没有发现不远的将来能走在国际前列的艺术家？

黄：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我们选择艺术家主要是根据作品，从展览本身出发，因为所有的思想都是要跟艺术家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我不能说这个展览有多好，但是我想有很多作品还是做得很好的，比如说王鲁炎，陈文令这次的作品做得还是很有力量的，跟他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作品本身还是很有张力的。泰国有个艺术家的作品，做了一匹雕塑的狼，站由砖砌成柱子上，它风格好像借用了罗马诞生的那匹狼，又给它加上张开的红色翅膀，像个纪念碑似的，又像养育人的那种慈兽，又像个神话，还像个城市雕塑。观众可以从柱子下面穿过。

康：你刚才提到的作品我发现都是与人的生存经验有关。

黄：我觉得任何展览都不可能变成形式主义，最终你都需要对人的思考、对人的思辨、对人的分析。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欲望、对冲突、对消费社会的关注，其原因无非是这些问题跟人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它还隐含了文化，宗教、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么大的展览中不可能不对人和不对现实做出反应，这个反应不是机械的反应，而是我们在其中如何把比较有智慧的艺术家的作品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