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诉诸“合法性”本身不乏现实意义，但问题是，“合法性”本身也已经面临着危机，比如道德及精神危机。而这一点恰恰是为吕澎所忽略的，或者说所认肯的。而王林所不能容忍的也是这一点，因此，表面上是“合法性”之争，实际上“合法性”背后的“正当性”才是王、吕之间的分歧所在。这样的争论并非没有意义。事实证明，“正当性”也的确是当代艺术时代的突出问题之一。换言之，在“合法性”层面上，不论是从其表面的“合体制性”所指，还是从其背后可能的现代法治意指（因为王林也主张启蒙，主张自由权利），二者其实没有根本的分歧。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王林的焦虑和批判恰恰为吕澎的“合法性”诉求赋予了一个“正当性”背景，即奈特所谓的“道德共识”（moral consensus）[34]。因此，二者之间并非绝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其不仅涵有基本的前提性共识，即二者在博弈过程中的“共享利益”[35]，而且更像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正是这一前提性共识或“共享利益”，为二者潜在的通约创造了可能。诚如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归根结底所追问的：城邦如何在繁荣中保持节制？！[36]故而，这也反证了中国当代艺术及其自我认同不仅缺乏一个启蒙意义上的合法性基础，亦缺乏一个反思现代性维度上的正当性支撑。

余论 当代艺术时代的当代艺术及批评：在共谋与博弈之外？

与16世纪一样，尽管今天商人已发展到了一个“自足”的世界，“贾而士行”和“士而贾行”也已成为见惯不怪的常态了，但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道德层面上的“贾而士行”还是褒义的，而“士而贾行”还是贬义的。[37]两种选择之间还是有着高下之分和层次之别。

故而，在这样一个“士商互动”、“义利合流”的当代艺术时代，我们虽然不能过多指摘“士而贾行”，但我们的确更需要倡导“贾而士行”。甚或说，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反而更要倡导“贾而士行”。从这个意义上，王林的“士商博弈”主张及其批判实践更具积极意义。但问题在于，即便我们如何强调“贾而士行”，也无法改变“士商合流”之现实。所以，共谋也好，博弈也罢，其总在这样一个资本的体系之内。尽管我们也意识到了“士贾共谋”的消极现实，并试图以“士商博弈”制约这一现实，殊不知，就在我们付诸这一选择的时候，已经身染“士商合流”之“疾”，且愈是付诸实践，只会愈陷愈深，直至“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就像尼采、海德格尔一样，都试图通过回到前苏格拉底以克服现代性及其虚无主义，殊不知，当其在选择克服虚无主义的时候，已经身患现代性之病，而此致使其非但没有制约现代性及其虚无主义，反而前所未有地推进了现代性及其虚无主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现实的真问题当是：什么才是当代艺术时代的当代艺术？什么是当代艺术时代的当代艺术批评？面对资本与政治两大体制，我们选择拥抱也好，选择对立也罢，本质上都没有摆脱两种体制的范畴及其制约，归根还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中。区别只在于：对于前者而言，是有意地选择认同，对于后者而言，是反向地选择认同。正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中西之争”一样，事实上其本质还是“西西之争”，因为此时的“中”实际上是西方人眼中的“中”，此“中”亦非彼“中”——即中国之“中”，所以，所谓的“中西之争”本质上是为“西西之争”提供了一个“战场”而已。（罗志田）同样，当代艺术时代的“士商之争”或“义利之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表面上是当代艺术与资本或政治体制之争，但实际上，当代艺术只是为两种不同的体制（包括资本、政治体制）认同之争提供了“战场”而已。因而，当有那么一天，我们非自觉地不谈资本，无意识于政治的时候，或者说纯然不涉体制的时候，或许便意味着真正独立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时代的当代艺术，既非“士商共谋”的结果，亦非“士商博弈”的结果，毋宁说，其是“共谋”与“博弈”之外的生成。只有基于此，其方可从资本与政治这两种体制的“绑架”中真正解放出来，方可实现真正的独立认同及对自我生命的认肯，方可具有更多开放的可能。[38]当代艺术批评尤然。真正的批评不仅是一种立场，更是一种思想。而思想不应专门服务于任何一种立场。[39]不消说，今日之当代艺术批评更需要的是思想，而非立场。

亚里士多德说：“学术生活是学术生活，政治生活是政治生活。”[40]韦伯也说“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41]同样，对于当代艺术而言，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资本渗透一切，政治统驭一切的时代，更需要强调：艺术是艺术，资本是资本，政治是政治，体制是体制。前不久，国家电影总局副局长张宏森在回答《南方记者》记者的提问时这样说：“不要问我什么题材不能拍，我想问你你想拍什么？”[42]尽管，在此这或许不合时宜，不那么“政治正确”，但我还是想援引这样一句体制内的话语以结束本文。我想，对于当代艺术而言，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也不妨先不要去考虑体制——包括资本和政治——到底认同什么，不认同什么，而是将视角投向自身，反省和检讨自己到底认同什么，到底想表达什么。事实证明，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就在于将一切都归结为时代及其历史必然，而不是主体自身。

[①] 此文系应好朋友杜曦云（《艺术时代》执行主编）之约而草就的。坦言之，笔者并不想介入任何争论当中，而不介入的最好方式就是保持沉默，或是纯然不知。正如笔者在文中所言的，只要有所关涉，不管是认同，还是不认同，就意味着已经身陷其中。王林、吕澎两位先生都是我很尊重的批评家，就笔者有限的理解，他们的观点都不乏现实针对性，笔者也无意于为哪一位辩护。然而，细加分析二位先生的争论，发现并非是绝然对立的，各自的认同背后并不乏共识，甚至归根还是一种互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这一争论本身无疑更具建设性价值。这也是我应承曦云之约的原因所在。

[②]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页187-196。

[③] 同上，页204。

[④] 同上，页213。

[⑤] 同上，页216。

[⑥] 杨联陞：〈从经济上为花费辩护〉，见氏著，彭刚、程刚译：《中国制度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46-59。

[⑦]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页223；亦可参见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中的相关论述。

[⑧]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⑨]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页228。

[⑩]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290-292;320-323.

[11] 参见哈耶克、诺齐克等著，秋风编译：《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Friedrich A. Hayek,“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see:The Essence of Hayek,London: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4,pp.211-224.

[12] 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更接近当代中国新左翼的立场，如黄纪苏所说的，“自由主义就是虎狼世界。” 王林：〈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玛雅：《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页372。

[13] See: Harvey C. Mansfield, Machiavelli’s Virtue, 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6-52.

[14] 通常，我们将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赵汀阳认为，就民主本身而言，根本没有正当性，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一种公共选择策略，总之是一种技术性手断。参见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74。

[15] 参见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Friedrich A.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

[16]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7] Immanuel Kant,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NewYork：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9.

[18] 王林：〈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

[19]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页354。

[20]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页352、256-257。

[21] 同上，页292。

[22] 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5-128.

[23] 汪丁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第1版，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页52。

[24] 爱德华·希尔斯著，傅铿等译：《知识分子与当权者》（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原序）（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页8。

[25] 参见拙著：《谁之批判？何种现代性？——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政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页57-58。

[26] 转引自甘阳：《将错就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27] 吕澎：〈除了既得利益，当代艺术需要争取彻底的合法性〉

[28] 同上。

[29] 参见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0] 参见汪丁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页64。

[31] 参见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32] 登特列夫著，李日章等译：《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页53-113。

[33] 相关讨论可参见马国川对经济学家吴敬琏、钱颖一的采访，见氏著：《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页91-126；273-294。

[34] 汪丁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页156。

[35] 参见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页16-17。

[36] See: 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art 3.

[37]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表现〉，见氏著：《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页212-213。

[38] 亦可参见杨卫：〈超越市场的陷阱〉，见：艺术国际网，ttp://review.artintern.net/html.php?id=6081。取用时间：2009年6月7日。

[39] 参见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页4。

[40] See: Aristotle,The Politics,Translated by Ernest Barke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41] 参见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42] 参见〈“南京·南京”专题〉，《南方周末》，2009年4月30日，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