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德沃夏克在自身理论建构中开始体现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性，他在对艺术的理解中更多地汲取了精神世界观的认识论原则。比如，他认为，古典文化的衰落是“因为这些同样伟大的心灵现在具有了一种朝向生命的完全不同于古典观念的追求……实证科学、民族文学、自然主义艺术，所有这些都衰败了，因为伟大的思想家现在面对是一种完全新的问题，一种存在的终极意义，这个问题远远超越了他们前辈的人文主义的诉求。”[12]19 德沃夏克的这段话并不是仅指向斯多噶学说、新柏拉图主义和圣奥古斯丁的，在他后期的艺术研究中一直在运用这种精神发展史的观念。对于古典和中世纪世界的分裂，德沃夏克转述狄尔泰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他说，“威廉·狄尔泰指出，虽然希腊和罗马文明创造了一种审美感觉文化，但这只是一种强烈的、世纪之久的人类想象的集合，关于纯精神观念（这些观念赋予古代基督教和中世纪早期的思想生活特征）的深度思考使得所有生活状态和问题被纯精神价值所渗透成为可能，也使客观真理和道德情感的重要性被人类当作自我存在的现实性和后来所有文化进步的最重要的前提而认知成为可能。”[12]19 德沃夏克其实是在用狄尔泰的纯精神史观确立其对中世纪特别是哥特式艺术的理想主义的主导性的理解。在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世界观的关照下，德沃夏克为哥特式艺术找到了基督教世界观这一根本动因，德沃夏克认为，整个基督教时期的艺术创作，那怕是他们的形式资源的最小的细节和风格的转变，在基督教原则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根基，并且也只能对此进行这样的理解。德沃夏克在这一点上已经从在他之前的技术决定论、文化环境论和人种心理论艺术史观中跳了出来，他指出了宗教世界观在哥特式艺术形式创造中的模范式的力量。

德沃夏克在概括论述了哥特式总体艺术发展和建筑问题之后，分析了哥特时期的雕塑和绘画问题。对于后者，他指出，哥特式雕塑和绘画不能仅仅被看作是那一时代建筑原则的化身。德沃夏克认为，“在约束性建筑的框架内，哥特式的模仿艺术是一种新的和独立的永久解决造型和具象艺术问题的尝试；这一尝试是以早期哥特式艺术的理想主义特征为基础的”[12]26，所以在阐述哥特式绘画和雕塑风格之前，已经将哥特式造型语言的理想主义与古典具象语言的理想化作了区分，确立了哥特式艺术的理想主义基础的问题，在他看来，哥特式雕塑和绘画的特征是来自于它们超验性的理想主义中，德沃夏克从基督教精神世界观角度出发，将这种理想主义中所体现的“圣经的谦卑精神”（Bible of the poor in spirit）的说教性意义看作了哥特式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德沃夏克在这里冒险揭示了一个多遭垢詈的精神时期的内在价值，他写道，“哥特理想主义在它基督教观念的精神性上有其首创性，它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理想的意义战胜完美形式，精神的把握战胜物质的胜利基础上的。”[12]15在德沃夏克的理解中，哥特雕塑和绘画反映了新的模仿冲动与主流的形象表达模式之间的斗争。哥特式艺术已经不同于早期基督教艺术，视觉的表现这时已渐渐地明晰。因此，哥特艺术是对自然主义和迷幻性冲动的一种综合反映，表明了伴随着朝向基督教非物质化的持续冲动的同时对现世题材兴趣的复归。在这种辩证的结合中，哥特艺术代表了世界的限制和灵魂的无限飞骋间所进行的独特的交流。[12]49

德沃夏克对哥特式雕塑和绘画精神观念的分析和理解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也就是说在他的新观念原则下，对一件艺术作品的精神内容的理解与对作品的形式方面的理解是可分离的，正因为如此，德沃夏克在讨论中世纪艺术时得出了理想化的观念胜过了形式的完美的认识。当然，对此我们无需做出对错与否的评判，因为我们只要清楚，在德沃夏克赋予艺术史思维以一个全新转变的视角的尝试中，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或对立的做法只是一种阐述方式的需要就可以了。

德沃夏克在哥特研究中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以哥特艺术为例论述作为理想主义的超验精神与有限世界产生联系的基础。德沃夏克认为，在基督教精神世界观下，任何可被感觉或可被理性知觉的事物对哥特艺术来说都是绝对的反映，这种绝对便是作为所有思想和存在的最终基础的事物，是上帝的感觉的和理性的深邃思想的显现。于是，在德沃夏克看来，哥特式艺术所有的物质与联系就都被显示成了经过被认为是对人类具有精神价值的新观念所完全改造变形过了的样子。这样，“古典后期的自然主义就建立在了把人理解为一种精神特质的基础上了”[12]80，在基督教世界观下，世界被重新发现了，它成了一种个人意识的反映。因此就产生出了把哥特人物的独特特征作为理想化图像的超验阐释的表达。但在这种艺术“与自然的新关系”中，艺术的意志仍然是根植于上帝而不是存在于自然的体验中的。进入中世纪之后，教权服从于了神学的结构，神学结构为自然关系和所有的客体订立了法则。在作为客体的艺术的表现中，造型与图像的描述性的细节与神学的、圣徒的或礼拜仪式的意义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些细节是被尽可能的抑制住的。只有托马斯·阿奎那的特定观点以类似的方式为哥特艺术想象注入了动力。德沃夏克指出，“对圣托马斯来说，所有艺术观念的出发点是上帝绝对超验的美，它以作为生命的节奏和纯精神的形式得到了表现”[12]83。哥特时期的哲学家认为，神学结构的新意义的源头在于人类获得认知能力的力量，认知的能力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借由神性的恩惠更深刻的穿透和了解外在现象的神秘，这比他不断地通过带有欺骗性的感觉去了解要深刻得多。德沃夏克指出，在哥特艺术中，哲学的这种认识在艺术中同样有所体现，哥特艺术表现的任务就是要“用神的观念的完美代替感觉理解上的不完美”，所以哥特艺术形式与自然对象是相对应的“相像”（similitudo）而不是“肖像”（imago）。[12]42对于哥特式艺术来说，自然观察的一致性程度不在于目的，而是在于抽象结构中内在原则的最大化。德沃夏克注意到，哥特人物艺术形象是按一个等级建构的：首先，人物形象具有越高级的观念，它的形式越简化；其次，只有未成年人或是次要的人，才被赋予暂时性的特征，比如自然性的特征。当然，即使是高级规则的人像也并没有缺少肉体固有的本质特征，用圣托马斯的话说，“明晰”（claritas）必须要有“完美”（integritas）的介入。德沃夏克认为，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在哥特艺术中表示的并不是不可调谐的对立，而是一种对圣托马斯式的哥特人物形象世界的有效标准的“和谐”（consonantia）概念的注解。[12]48-49德沃夏克指出，在作为“上帝之城”与世俗世界的关系象征的教堂中，象征性的艺术其实并不是自律的，而是从它的核心位置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以确立其作为神、俗极性间的联系纽带的这种地位。因此，哥特教堂雕塑的这些人物形象的超验性的相互依存就决定了它们的位置和形态特征，决定了它们以立柱作依托的存在，也决定了它们向上拉长身形的无尽的运动特征。它们在情境中的图像安排没有任何真实的舞台，它们的三维形体显现在没有空间感的画面背景上，这同样也是由超验的状态决定的。德沃夏克在哥特式问题研究中不是从中世纪和基督教哲学对艺术产生影响的角度切入的艺术史研究，而是从共同的精神世界观的角度出发，他发现，哥特艺术中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与那个时代的哲学有着契合的对应，而那个时代的哲学同样也是被现实主义和唯灵论的冲突所符号化了的。[12]82-90德沃夏克努力表明，虽然哥特艺术的一个目标是“超越古典希腊和罗马艺术的物质主义，”但其实一个简单的世界观的演替却并没有出现。由于亚里士多德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对基督教精神的哲学影响，一种新的世界观出现了，它表达了一种新的理论。“二元真理标准的理论，是在奇特复杂的中世纪精神和人与自然相互间二元关系的反映的共同条件下出现的，这一理论是新的自律科学的摇篮，这一科学区别于先前的所有对人和他生活的世界的解释。”[12]110 由于这一理论在模仿和表现的世界观间的斗争，哥特艺术表明了一种新的不同的世界观的出现，在这种世界观中，古典的自然主义艺术的目标与早期基督教艺术的超自然的旨趣共生了。

德沃夏克在文章的最后，是以对乔托和扬·凡·埃克艺术的穿透性的分析而收尾的。在这时，对扬·凡·埃克的分析已经不再是像一战前那样是按一种鉴赏学的手段进行的了，而是在一种完全精神意义的层面上对他的作品进行了诠释。德沃夏克在哥特研究中最为基础的理论出发点是，一个时期的“世界观”对于那一时期的风格形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过我们发现，德沃夏克在这里只是通过一种几乎完全抽象的推论就把宗教或非宗教的艺术与精神思想建立了联系。这样的做法在一般的叙述层面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却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难以确定。

德沃夏克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将思想绑定在超验精神上的观念是构成中世纪中晚期基督教世界观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哥特式雕塑和绘画的想象成分。正如前面说的，德沃夏克的研究表明，只是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由于受亚里士多德思想影响的经院哲学发展出了神启的观念，哥特式艺术的这种被绑定在超验观念上的绳索才渐渐松了下来。但是德沃夏克同时也借狄尔泰的话指出，“根据狄尔泰的认识，这种充满想象的伟大艺术由哥特艺术引导，从14世纪中期之后一直延续到了17世纪。”[12]102 德沃夏克的话表明了他在哥特式研究中已经将精神史观方法向总体艺术发展史研究中的转移。

德沃夏克在哥特式研究中的发现已经预示了他在后来不长的生命时间中，开始把重新评价所有古代艺术的价值看作是自己研究的基础。德沃夏克对哥特时期艺术的这种重新定位和分析引出了艺术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方向，后来学者认为，这种新的方向便是“对物质现实的重新评价”[14]xxvii。诚如德沃夏克自己所构想的，构成哥特艺术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两极之间的这种张力在“在彼得·勃鲁盖尔的农民场景画中、在拉伯雷或卡拉瓦乔的作品中，在北方天才艺术大师的系列绘画中一直因袭了下来；同样，这样的线索把丢勒的《启示录》、博斯的鬼怪故事、阿尔特多佛尔的田园牧歌、伦勃朗的犹太仙女故事、《麦克白》以及《仲夏夜之梦》的精灵世界，乃至西班牙伟大诗歌中的人物与充满想象的哥特式世界联系了起来。”[12]103-104
(刊于《艺术学研究》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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