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化与北方文化有非常不同的地方，这就使得广东文化圈子里的一些佼佼者与北京文化圈子的显得有些隔阂。广东文化群体有它自己不同的地域特征，没有北京城的古都文化底蕴，却在现代设计、形式、内容与北方当代艺术圈有些共同之处。于是，在这两个圈子中，出现了类似候鸟来来往往的艺术家群体，在北京与广州之间根据频繁与稀疏的艺术气候南北迁徙，对于消除南北文化隔阂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邓猗夫，这位设计出身的艺术家在北京与广州之间来往已经有差不多3年了，从2006年春天来北京之后，就开始了他对这个新城市的理解和阅读。他觉得北京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中心，拥有一个完备的艺术生存系统，从画廊业到传媒业的发达都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但是，相对于广州的艺术家，北京的艺术家却又是那么不同；他比较留恋广州，觉得广州艺术家的艺术状态比整个北京大环境要纯粹很多。从另一个方面讲，在广州做作品可能会做的很成功，但是在市场上却是很难成功的，要艺术还是要生存，是很难抉择的。

　　来到北京之后，邓猗夫对整个北京的艺术生态不了解,当他发现周围所有的艺术家们都在加班加点的画画，感觉非常诧异。后来发现这是市场的原因，这也带给他强烈的现实感，同时也在用作品来批判这种现象，根据这种现状他做了一个作品叫“大芬·徐”计划，以一个艺术机构的名义让一个艺术家画一幅自画像，完成之后跟他订购100幅一样的作品，邓猗夫的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在这种符号化的市场中，艺术家对符号的复制，他觉得这对艺术家来讲是一种惩罚，可能他们还没有深圳大芬村的人们来的直接、真诚和彻底。

　　他开始怀疑绘画，却也在2006年开始实践，或许这是一种悖论，但是他觉得自己有批评了，实践才能够更好的去表达。

　　邓猗夫开始有策略的改变以前在广州的状态，绘画是他有计划的抛向市场的诱饵，也是一个出口。他先找到一种材料，以迷彩布直接绷在画架上，绘画的内容和观念结合，以迷彩布本身的机理作为作品的笔触基础，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颜色而形成新的形象。在选择题材上，包括流水线作业、世界之窗、假新闻、高考等。尤其是《流水线》、《世界之窗》等作品看，对于邓猗夫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对现实的一些思考和批判，这些思考的表达方式更多的是来自广州那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

　　邓猗夫是一个注重团队合作的艺术家，他给作品的签名总是“猗夫工厂”，对于市场而言，这或许是一种负面影响，但是对艺术家的创作来讲，他注重的却是对作品的真诚。这位留恋着广州的艺术家，如今在北京的黑桥艺术区进行着他安静的创作，偶尔飞回广州，带着对艺术的梦想，在两地之间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