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是一个悠闲而且慵懒的城市，是一个艺术家特别适合的环境；安祥、灿烂的云彩和阳光每天惠顾这个城市，仿佛天赐的礼物，让所有沐浴在阳光和祥云下的身心顿觉安稳和踏实；不只是艺术家，人们总会被昆明的阳光明媚所吸引。艺术家说昆明是一个适合“失败者”休息的城市，或许是由于它的宽容和阳光，是一个适合艺术家的居住地。

　　谈云南艺术家，叶永青是一个怎么也撇不掉的经典，昆明、重庆、伦敦、北京等城市分别在他的生命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这个能言善道的艺术家来自云南，赶上一个中国30年前的大机遇之后，他开始了真正的艺术生涯。川美毕业之后的他，开始留校任教。1997年，叶永青回到昆明，他看到那里也有当代艺术，也有很多艺术家在坚持他们的理想和热爱，但是相比起来他们是很匮乏的，正是由于不在中心，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间接的信息接触中，他们只能通过书本来保持一种与外界的关系。了解这一切之后，叶永青开始为昆明这个美丽的城市引入大量当代艺术的元素，例如上河会馆和创库。之后，叶永青开始在各个城市之间往来，开始了类似候鸟迁徙的生活，在艺术家中他是真正的“空中飞人”，经历了所有飞机上能够经历的一切，如今简单、单纯成为他对生活和艺术的态度。

　　他与北京接触是1992年，但真正在北京常住则是2004年之后，云南和重庆每年都要回去，伦敦的工作室则是在2007年终止使用；可能对于叶永青来说，他生活不仅仅是双城记，而是多城记。

　　如今的叶永青，已经习惯了在城市之间的“离开”，他的创作方式已经发展到“极简”，只需要一支毛笔和一盒墨，要离开了，水里涮一下毛笔，收拾东西去机场，到另外的城市之后可以立即坐下来继续画，他自己称这种状态更如看电视调频道一样，随时能够调整工作状态。他的工作室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整洁、简单、空旷，偌大的工作室里零零星星的摆放几幅近作、沙发、乒乓球台，缺少了一般画家工作室的那种拥挤和凌乱。

　　对于中心和地方的不同，他是这样认为的：“不仅仅是中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像西方社会的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里昂等大的城市都是中心。这个问题的要点是怎样来确认在今天的状态下，中心和多元的边缘文化的冲突；在这种不断的体会冲突中，艺术家怎样来寻找‘我的世界’。因为在这种全球化和国际性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中心和边缘是一种客观的事实，给艺术家带来的可能是更加有用的视野和多元的文化，一部分艺术家就是选择了这种不断的游离的状态和不同的身份。当然，也有一部分艺术家选择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创作，但是他们一定是把全球化作为一个他们参照的系统，所以说这种双城记其实不是一个地理的视觉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视觉概念。而且是一种更加广阔的文化和地理的视野，这种视野是让我们不断的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原来的视觉经验，原来的观念，原来的生活方式。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文化转换，通过其他文化的参照和冲突，不断的把原来的一些理所当然的、固定的思维方式不断的被推到一种被质疑、被拷问的一个环境。如果没有大的中心崛起和边缘化的对照的话，我相信很多艺术家的共鸣也不复存在。”

　　对于来往于不同城市对创作的影响，叶永青的分析是这样的：“城市和城市之间最有意思的就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如果是你的节奏比较快，不停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游走，这些差异性就会被混淆起来或者拼贴起来，产生一些碎片和一些错落的时空，这些碎片和拼贴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艺术家灵感的来源，这也像今天社会的缩影，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去，那种很多人都想捍卫的独立性，我一直在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在建立一个叫的‘我的世界’，但是这个“我的世界”其实是开放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有真正不同信息进入的状态。一直非常喜欢的是中国古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其实他就是在不断的游走、交流、说教，当然他也有去山洞里休息，有一个思考的阶段。他这也是希望在世界的冲突中极力寻找一个叫‘我的世界’，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很重要的，艺术家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游走也应该获得一些思考的来源。”

　　另外一个艺术家吴以强则是一个云南艺术家的特例，或许是从小随父母各地奔波的原因，他到北京之后则很少回云南，他把自己称作是“工作狂”，依赖工作才会有安全感，即使不做作品也会安心待在工作室，这或许是他对艺术的那份倔强的坚持。与北京最早的接触最初是在90年代，95年与苍鑫在北京认识之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每天都以明信片的方式相互讨论艺术观点，包括书写与绘画，将相互的想法和观点进行交流，或者是以空信封的方式，密密麻麻写写画画，吴以强自称此为“裸体信件”，那似乎是他如今一批新的报纸作品的雏形。从那个年代，他就开始有了对北京的向往，但是后来由于家庭的原因没有到北京，但是内心的那份理想却一直在倔强的挣扎。一直到2007年，他终于放下所有的外在因素，来到北京，在机场辅路旁边的一个安静艺术园区里找到自己实现梦想的地方。

　　他觉得艺术家来到北京之后更加有一种参与艺术的心态，文化艺术总会有一个“中心价值”在起作用。现在的艺术价值观更多的是参照西方的价值观，由于中国有我们特定的历史文化，西方过于现代和前卫的因素对于中国的收藏和接受度来讲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应该将前卫和现代的因素寻找出来。这种“中心价值”有时候对于人的视野的广泛度是有很大影响的。例如，一个艺术家在纽约、巴黎做展览和在越南的某个省份做展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同时，在各个地州县，肯定有很多对艺术很执着的人，但是由于他们的眼界的限制，可能穷其一生，还是没有到达他希望达到的那种位置。对于中国来讲，艺术家的共识还是在北京，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对于交流和拓展眼界有很大的帮助。来这边之后，会有一种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参与感。

　　吴以强觉得环境的改变同时也带来了作品的改变：从云南的山地来到大平原的北京，首先是从环境上的改变影响了艺术家的视野，从小范围的环境中转变到一种敞开的感觉；其次是从空间上的改变对于作品的要求不同了；再次是从文化心态和角色上来讲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