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伦蒂诺之《杀死比尔》：暴力是一种纯粹的娱乐表演

　　昆汀·塔伦蒂诺（以下简称昆汀）借《杀死比尔》向酷爱的中国功夫片、日本武士电影和意大利西部片和动画片致敬。电影的每个章节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且在细节之处将这些类型片的标志视觉化。比如李小龙功夫电影的叙述结构与人物塑造、吴宇森的香港黑社会电影的表现手法、日本武士电影的优雅与残酷、意大利西部片中带有黑色幽默的台词，以及漫画式的死亡镜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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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汀的暴力美学建立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是一种无评判、无反讽、无反思的暴力或暴力游戏。他不想通过暴力的呈现做任何价值的评判，极力规避暴力所负载的社会道德、人性伦理。他将暴力变成电影中的娱乐元素，衷情于那些赤裸裸、无缘无故的杀戮。昆汀·塔伦蒂诺的暴力美学只能出现在后现代主义的美国。

　　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曾一度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1776年宣布独立。严格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迁移国家，主要由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组成。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历史决定了美国文化的特质所在，即：自由包容的文化态度、不断变化的文化策略与个人主义的文化表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得以发展，宣告了现代主义的死亡。《杀死比尔》就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电影。

　　《杀死比尔》构建了一个“复仇者的世界”，但“复仇”却不是电影的目的所在，而是只是将中国功夫片、日本武士刀电影、意大利西部电影和动画片串联起来的一个噱头而已，所以电影不必对“为什么复仇”这个问题做深度的交待，只是在不同的章节里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昆汀在电影中想表现的仅仅是“暴力”本身，而不关心电影所呈现的“暴力”的终极价值判断。于是，中国功夫片、日本武士刀电影等蕴含的身后的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也被消解掉，仅仅成为表现暴力的形式。电影完全成为昆汀为所欲为的领地，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性的表演。下文将从电影的叙事结构、叙事方式与目的两个层面作具体分析。

　　一

　　《杀死比尔》分为上下两部，十个章节。但是章节之间并没有连贯性，呈现出混乱的时间逻辑，只有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方能了解整个故事的时空顺序。电影没有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贝绰丝的复仇之旅只是一段段的打斗场景，这种结构很像李小龙功夫电影《死亡游戏》的叙事模式。每一章都可以作为一个单独而完整的故事，并不影响整部电影的暴力美学表达。

　　二

　　《杀死比尔》将诸多看似不相关的材料拼贴在一起，强调每一章中不同材料的的标志视觉化，这与昆汀从中学开始就开始的录影带出租店店员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具体来说，电影主要是四种电影类型的拼贴，即：中国功夫片、日本武士道电影、意大利西部片与动画片。昆汀有所选择的借鉴了这几种电影的特征，建构起属于昆汀自己的暴力美学表达方式。

武士刀是贯穿整部电影的一条线索。武士刀承载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与日本的“自杀文化”，使这部电影在视觉上具有强烈的日本特色。昆汀把焦点集中于日本的剑道与刀法，而且将其置于精致、优雅的日本生活环境中，用直观的暴力镜头来表现武士刀的优雅之美与嗜血本性。这一点在贝绰丝与石丼御莲的雪地决斗中体现得很充分，优雅与残酷、白色与红色的强烈对比大大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求。

　　同时，昆汀在电影中运用了很多中国文化元素，白眉道人的出场，虎鹤双形与咏春拳的使用，以及令人始料未及的五雷穿心掌的亮相，阐释了昆汀对于中国功夫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功夫片的热爱。除此之外，贝绰丝黄色的黑纹黄色服装和crazy 88的面罩，以及段落式的电影叙述逻辑，都源于李小龙功夫电影《死亡游戏》和《青蜂侠》。而这些也仅仅止于电影的视觉追求。

　　另外，意大利西部电影中常常出现的西部荒原景色将观众从东方拉回到西方，那并从色调上做了相应的调整，瞬间实现时空的转换。漫画的运用很令人惊艳。昆汀运用漫画的方式去表现一段血腥、残酷的石丼御莲的复仇史，这也是电影引发观众视觉快感的点睛之笔。

　　昆汀将这些元素统统放在电影中，并加以放大。但是他并未深度发掘这几种元素背后蕴含的深刻的文化背景，而是单纯作为一种对抗的表现手段，消解了这些文化对人性的深度等问题的道德价值评判。在他那里，暴力成为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装饰物，是“为娱乐”的。暴力本身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是现象与本质的合一，二者构成一个无深度、无层次的平面——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暴力特征。正因为逃脱了意识形态功利目的的束缚，他的暴力透露出一种冷漠、自由的审美心态。而这种纯娱乐的暴力恰恰契合了后现代文化的精髓，将人文价值的探寻变成了游戏和荒诞。

结语

　　西方戏剧艺术经历了从暴力的回避（暴力的禁忌）——暴力的客观展现（为暴力而暴力）——对暴力问题的严肃思索（同样是毫不避讳地展现暴力，但决非为暴力而暴力，而是反叛社会的方式，暴力成为意识形态功能的载体）——暴力逐渐风格化（暴力成为一种美学样式）的过程，与电影中暴力发展的历史恰好形成了一个对应关系。

　　不管是吴宇森“为艺术”的暴力，还是北野武“为人生”的暴力，抑或是昆汀“为娱乐”的暴力，都是试图将暴力改造成一种可欣赏的美学形态，使其风格化、审美化。这与后工业社会“消费文化”使一切事物“商品化”的内在要求十分契合，是时代发展及观众欣赏口味的要求导致艺术创作所必然发生的转向。只是不同的导演呈现出不同的电影叙事逻辑，有的呈现为文化的反观（吴宇森），有的呈现为现实的反映（北野武），有的则把它作为兜售的商品（昆汀）。这种本质上的不同就取决于导演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

　　本文对暴力美学研究的目的并非是提倡暴力，而是通过对暴力问题的思索，对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进行深度追问，将着眼点落在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上。因为暴力美学的出现不是为早已存在的暴力现象进行辩护。电影用自身特殊的方式让观众看到他们过去不曾见过的现象或事件，使之变得生动，并成为群众经验的一部分，帮助他们了解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