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版对话录读完之后，笔者随意想起数个问题，现列如下，以为读后感：

　　以具体艺术家为对象来阐释“意派”概念的对话，为何没有涉及这个艺术家具体创作是怎样体现“意派”的特征？

　　我们的理论构建，是否可以脱离具体的作品？进行空泛的概念阐释？如果不是这样，应该怎样解释将对话中重要角色的“隋建国”转换为“杜尚”，对话竟然还能顺畅？

　　追求一个与西方能够对持的“理论构建”，是否只是将一些浅显的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简单套用即可？如果这种方式行之有效，是不是说明中国古代已经有了大量的所谓的“意派”作品？

　　对于上一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追问，在构建与西方不同的“美学帝国”的时候，我们是否还需要追问一下，这个“帝国”与中国既有的古典“帝国”有着怎样的差异？如果两者没有差异，那么构建如此这般宏伟的工程到底有着什么意义？如果两者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应该怎么明确表述这一差异？如果这种差异的产生，是因为二十世纪以来中西方沟通、互融的结果，也即我们与古典美学的不同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化”社会语境造成的结果，那么是否恰恰瓦解了“意派”最原点的意图——构建一个能够与西方区别的“美学帝国”？

　　对于上一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西方的某些创作也是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比如最明显的“激浪运动”，那么我们的“意派”是怎样与之区别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份界定而进行区分吗？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加区分，将此类作品也纳入伟大的“意派”框架之中，但这样做我们无疑面临着两个危险：一、我们会发现，原来西方二十世纪以来的艺术进程，有很多创作都是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那么将这些创作都纳入“意派”的范围，我们费力气打造出来的“意派”还有什么价值？二、我们将这些创作纳入“意派”，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创作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有效性？同样的创作，在两者以“对立”、“区分”为述求的理论体系中同时有效，说明了什么？是否说明了其中的一个体系就是“伪理论”？

　　接着上一个问题，就回到了这篇篡改对话中了，杜尚的创作为什么不能被纳入“意派”？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中国人？如果不是，就需要我们阐释“隋建国”与“杜尚”在进入“意派”范畴上的差异到底在哪？而且，这种阐释还不能脱离具体的作品来谈，否则势必又将陷入空泛无聊的中国古典美学概念的重复中！

　　再由着上面的问题发问，到底应该是哪些艺术家属于“意派”？难道将三十年来当代艺术的成果拼凑在一起，就是“意派”？如果这样，是不是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一直以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学习西方的判断就是错误？因为这些艺术家都是可以与西方抗衡的“意派”的艺术家，所以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就是处于一种与西方区别的主观述求中。也就是说，如果“意派”真的成立，是否说明了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来一直就是如此这般的“自觉”？如果不是这样的“自觉”，我们又该怎样理解“意派”涵盖了这三十年来的几乎所有不错的创作？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是不是一定要有着这种所谓的“责任”打造如此华丽的理论框架，而且还是在一个目的先行的方法下展开的？这样的构建到底是一种理性的学术研究？还是一种感性的话语争夺？

　　当然，问题随想完了，我还想说一句：没有参观“意派”展览，还能感觉这种理论述求有着一种民族情怀的共振，但一旦走入展厅，却发现自己会因为展出的作品而糊涂——这个仿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非官方当代艺术成果展的伟大展览，就像一个大澡堂子混杂了各类视觉体验，但却没有一个可以清晰呈现的线索。当然，我们可以开玩笑地说上一句：这个展览和展览的作品都是“意在言外”，呵呵！

　　但是，理论构建沦为如此玩笑之中，是提出者的悲哀？还是观看者的悲哀？抑或主办方的悲哀？


2009年6月5日于望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