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效应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读者心中对“暴力”的期待，这似乎也是人的天性所致。

　　正是基于此，说明了公共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就天性而言，如果人与生俱来的那种利己、自私的天性不加约束，人类社会只能以同归于尽的毁灭结局而告终，它根本也发展不到这一天。所以，人类社会之所以存在是人与人相互协商、妥协、约束的结果。既然网络是一个公共领域，那么他的良性发展自然也需要人们在共存、互利、相互克制基础上形成大家所能共同接受的公共伦理。

　　网络批判的学术水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网络的公共伦理的制约。

　　网络批评写作，打开了批评的门禁，同时也产生了随意性、低门槛、泡沫化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网络文章还没有正式被学术界采纳，网络文章的引用也没有被严肃的学术刊物所采纳。

　　当我们看到许多优秀的网络批评文章的同时，也同时看到大量的低水准的批评文章和“水货”、“山寨”批评文章。

　　如果要增加网络批评文章的学术含量，使它具有文献性、可引用性，从而对艺术现实起到更广泛的推动作用，也需要通过沟通，形成网络批评的学术规范。

　　目前所看到的网络批评文章所常见的通病表现在：一、设置陷阱，请君入瓮。就是在批评之前，已经有了事先的预设，不容分说，就把被批评者强行当作靶子，领入预先设置的位置上对号入座。二、行文随便，不讲出处。由于网络批评文章没有审查机制，所以许多文章的论点、论据都可能是随意编造的。这种信口开河的文章，常常是以此满足泄愤或者耸人听闻的需要，所以难以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第三、自说自话，强词夺理。这类文章的作者非常自恋，他永远不想认真知道被批评的对象真的是怎么一回事，也不需要知道，永远按照自己的思路走就好了。所以，轻易的给批评对象戴个帽子，或者轻易就说自己提出了什么主义，指出了什么体系。这种批评缺乏起码的公平和客观，长此以往，怎么指望能真正得到学术界认可呢?

　　网络批评中的从众、圈子化的现象;一哄而起，漠视少数人权利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伦理就是伦理，为什么还要“公共”?

　　对“公共”的强调具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哲学家马格利特说过：一个人可以过不道德，但却伦理的生活。这话听起来自相矛盾，既然不道德，为何又伦理，什么意思?

　　马格利特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处理伦常关系的时候，可能会有多重标准，多种态度;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同乡、同学、朋友可能是一套标准，但是对陌生人、对一般人可能会采取另外一个准则，如同一个反人类的罪犯，可能非常爱自己的家人，非常爱自己的乡亲。

　　中国人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面的“家国”逻辑是有漏洞的，或许这正是中国公共伦理不发达的原因之一。按儒家的说法，一个人只有先爱父母、爱家庭，才能爱国家、爱人民;但事实上，公共伦理不是家庭伦理的类推。一个爱父母、家人的人，遵循家庭伦理的人，可能无视公共伦理，肆无忌惮地犯下危害社会的罪行。

　　网络批评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师生、同学、亲友，可能是一个伦理共同体，他们在网络上可能会成为一个密切交流的圈子，形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可是，当他们面对一个与这个共同体意见相左的人，胆敢触犯他们其中某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将采取无原则的一致对外的态度。

　　还有更大的圈子，譬如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见圈子，他们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立场，每当遇到与民族利益相关的问题时，不分缘由，不加分析，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即煽动起一种狭隘、片面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在一片“杀无赦”、“斩立决”的声音中，失去了一般的理智和逻辑，失去了客观、公平和公正的立场。将网络批判变成盲目的冲动和从众行为。

　　网络批判的排他、从众，不保护少数的问题可能造成的危害何在?从公共政治的角度看，网络批判对意见的操纵可能将网络批判变成对网民的控制工具。表面上，一些人，一批人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言论和思想;另一方面，某些网络意见和言论由于偏激和披上迎合大多数的外衣，它可能变成一种巧妙的思想控制。特别是网络上“多数人的暴政”形成之后，不仅不能保证网络成为一个多元兼容，沟通交流的公共领域，而且有可能成为消除异端思想，剥夺少数人自由，封杀另类声音的工具。如果这样，将是网络的异化，也是网络的悲哀，

　　网络空间的公共伦理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作为不同于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社会适用的法则在网络这个数字世界里未必能奏效。正如《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所说，“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电脑空间的法律中，没有国家法律的容身之处”。可见在网络社会无法简单地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在技术上，完全依赖法律也存在困难。

　　怎么办?建立为大家所共同认可的网络游戏规则和伦理秩序，依靠公共伦理来解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