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说：“本次双年展强调艺术家的“社群”意识，强调以艺术的名义和方式参与某一个社会主流之外的人群，艺术家自己与一个‘社群’建立民间的联系，并因为艺术的名义或方式，对他们的存在形态和‘社群’意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要求艺术家要与“社群”建立民间联系，并对“社群”的“社群意识”有促进作用，这完全是对艺术家的无理要求，因为当代艺术的根本目的是针对某种特定文化问题的“超越之思”，这种“超越之思”可以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不一定就是社群行为）中完成，也可以在艺术家的个体行为中完成，艺术对社会的作用不一定是直接的社会行为的作用，也可以是通过舆论等其它方式引起的作用。所以，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社群意识”，更不是有没有“社群行为”，而是有没有“超越之思”。也所以，在我看来，诸如艾未未调查北川学生死亡情况、南京的艺术家郭海平到精神病院教精神病人绘画、甘肃的艺术家靳勒成为自己村庄的村长并在村子里建起了当代艺术馆、上海的艺术家原弓参与四川地震的救助并记录了灾区的底层社会的状况等等艺术家的社会行为，不在于这些艺术家是否与“社群”建立了民间联系，也不在于是否对“社群”的“社群意识”有促进作用，而在于他们的“社会行为”（却不一定是社群行为）是否是一种针对特定文化问题的“超越之思”，如果他们的“社群行为”只是行为本身，而没有上升到文化问题反思的层面，那么他们的“社群行为”就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法对其进行当代艺术观照的。这就是当代艺术行为和普通社会行为的根本区别，尽管某些特定的社会行为本身也可以是当代艺术行为（我早就对许多社会行为进行了当代艺术――“问题主义艺术”的评论）。这样，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朱其所说的“当代艺术的社会语言也要反映中国社会深层现实的精神特征，以及它自身对土地、‘社群’和史无前例的流动性及其‘悲壮性’的感受特征。”，只能是一种现实主义艺术人文关怀的语言特征，而不是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背后的文化问题的观念批判的语言特征。这种观念批判当然也具有“庄严性”、“神圣性”和“悲壮性”，但它更具有现代自由主义的“悲剧性”。

朱其特别强调当代艺术要表达中国社会（时代）的“精神现实”，他说：“任何艺术首先要表达这个时代个人所处的精神现实，当代艺术在过去二十年主要是表达某种现实，而不是精神现实；比如很多表现底层社会的摄影或者民间记录片，只是记录社会的生存形态，人民的精神所处的总体性没有表现。即使表现了精神现实，比如消费主义、卡通一代，只是精神现实的某一个侧面，没有触及总体性；有些触及了现实精神的某些真实性，比如泼皮和玩世不恭，表达对现实的反讽态度，但不具有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性。”然而，无论是表达社会生活现实，还是表达社会群体的精神现实，都还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表达。先锋艺术的精神超越从来就是艺术家个体而不是社会、时代、群体的事，当代艺术表达的恰恰是艺术家个体对社会群体精神现实的超越，它可能成为社会的某种精神期待，这种超越只能在文化（人性）的层面进行。“玩世”、“艳俗”、“卡通”、“消费”、“暴力”等艺术实际上也表达了某些社会群体的精神现实，恰恰是一些毫无精神超越之思的现实主义艺术，它们无法揭示“玩世”、“艳俗”、“卡通”、“消费”、“暴力”等现象背后的文化问题，而是它们本身成了现实问题的一部分。朱其的让当代艺术表达“时代精神”的似是而非的构想，不过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宏大叙事幻想，是和当代艺术的针对具体问题反思的具体叙事南辕北辙的。

至于朱其强调：“（当代艺术）语言也应该来自这种精神现实的自身形式。这种自身的形式是说要体现当代中国的空间、身体、心理以及对土地的经验，由于过去十五年过度的观念艺术化和符号化，几乎遮蔽了我们对于当代精神现实的视觉形态和精神的外在特征的表现。”这样的当代艺术语言观念仍然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还在现实主义艺术的语言经验表述。因为，当当代艺术就是表达艺术家自己对文化问题的“超越之思”的时候，当代艺术的语言形式就绝不可能是“社会精神现实的自身形式”，而是对“社会精神现实的自身形式”的重组与再造，这种问题之思的语言形式当然与处在问题中的“社会精神现实”的自身形式有联系或有某些相似，但决不是“社会精神现实的自身形式”本身。而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语言的贫乏乃至畸形归罪于“过度的观念艺术化”也是一种表面化、甚至错位的认识（归罪于“符号化”还勉强说得过去），实际上那种针对特定文化问题采用“问题社会学”方法论创造特定文化批判观念的观念艺术，在中国不是过度了，而是少之又少。中国当代艺术语言的贫乏乃至畸形的原因，从艺术自身看，在于囿于陈旧的前卫艺术和后现代艺术乃至现实主义艺术观念与方法论。就像朱其自己，在缺乏对观念艺术的本体论的超越性认识的情况下，其对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展览的学术构想只能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混乱叙事（因为现实主义艺术常常也是社会学的，如批判现实主义艺术），而不可能是观念艺术（当代艺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社会学的重新定义――“问题社会学”。

事实上，朱其一直都缺乏对当代艺术在杜尚、博依斯以及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更谈不上超越性研究，怎么可能对当代艺术的观念与方法论有超越性的认识呢？面对当代艺术的新社会学转型，又怎么可能不陷入现实主义的迷魂阵，而成为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型的“盲流”呢？其实，不光是朱其，众多策展人策划的那些所谓社会学的当代艺术展都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学术突破，其原因和朱其一样。前几年，朱其还在谈“青春残酷”、“70后”、“80后”什么的，但不知它们而今安在？

今天，研究（包括策展）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以及新可能性，能够回避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和吴味的“问题主义”研究吗？除非有谁证明了它们毫无意义，或有谁找到了与它们毫不搭界的崭新的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但这种崭新的当代艺术可能性在哪里？

2009年8月10日星期一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