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认为，贾樟柯归根诉求的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伦理实体的重建，而这一重建已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一个基于人之为人层面上的政治哲学立场。事实上，贾樟柯根本上追问的毋宁是：在这样一个迅捷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及其共同体重建才是贾樟柯影片的主题。当然，我们固然可以认为，这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应，但在此，我们宁可将其去意识形态化，而仅只置于政治哲学的向度予以考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四城记》既非单纯的电影作品，亦非单纯的历史文本，而是一部思想史。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真正的艺术史。因为，真正的史学，从来都应该是以人及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真正的历史自然建基于对现实的关怀和反省，正因如此，历史与现实是很难区分的，其间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建立，就要看史学家对于他的时代有没有感受，有没有深入进去，是不是时时注意现实人生问题。[54]
故此，这里所谓的“去政治的政治”中的“去政治”实际上是“去意识形态”，而“政治”（后者）指“政治哲学”。《二十四城记》的意义就在于微观解构的消极意识形态与宏大叙事的积极意识形态互相被抵消了，而只剩下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政治所指。显然，这样的书写不仅源自对历史的考察和理解，也端赖于对现实的体验和敏感。
自然，这便引出前面已有所涉及的一个问题：当代艺术与政治哲学之争。事实上，我们在强调方法，强调其背后的政治哲学立场的时候，无形中对艺术本身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政治哲学诉诸于人之为人的问题，而当代艺术更多的时候像诗一样，它无涉于人的最大幸福，常富悲剧意味，更不具有教诲功能。因此，虽然它比历史更富哲学意味，也更为严肃，但它并不是哲学，更非政治哲学。[55]这便再次提醒我们，当代艺术史写作方法及其观念并不直接关涉当代艺术及艺术家本身，它追问的仅只是艺术史家或批评家的关怀、思想和立场。
余论 谁之艺术史？何种客观性？
海德格尔说：“每一种主义都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死亡。”[56]不管是微观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宏大叙事的“四大主义”，已经决定了这里的艺术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至少与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作为批评的历史也好，作为方法的政治也罢，毋庸置疑的是，对于艺术史学家或批评家而言，当代艺术史的写作最终超越了艺术及历史本身，它归根贡献的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然而，作为艺术史的历史毕竟还是历史，我们最终还得基于历史的基本层面展开讨论。因此，最后还是有必要回到当代艺术史写作的两个基本问题：谁之艺术史？何种客观性？
1．谁之艺术史？
1874年，尼采发表了《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对于滥觞于德国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予以了激烈的批判。[57]这个思潮的源头便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它的真正体现则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或历史科学。尼采发现，这种科学地客观研究历史的真正动机不是为了服务于生命，而是纯粹为了追求知识；一旦对历史知识的追求超过了生命的接受限度，那么其必将损害生命，因为它破坏了是生命得以健康成长的条件，而这种条件恰恰是一种“非历史”的意识。[58]亦如施特劳斯所说的：“所有历史的理解都与历史学家的视角相关，尤其是与他的国家与时代的视角相关；历史学家不能像历史原本意思那样与理解教导，而必须与其所理解的教导有所不同。”[59]在他看来，历史不仅再现历史学家的思想，还要再现他的教导。[60]这告诉我们，历史之为历史，在于其背后的教诲功能。失却了这一功能，历史因其对生命的滥用只能带来灾难。
如此来看，那么到底是谁的艺术史呢？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艺术史，还是历史学家（或批评家）的艺术史呢？根据上述讨论，若从方法及其政治哲学意指的角度看，毋宁说，这里的艺术史就是历史学家（或批评家）的艺术史。但从艺术史的内容及观念而言，艺术史又如何能够回避艺术和艺术家而存在呢？！这就意味着，其既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艺术史，也是历史学家（或批评家）的艺术史；其既涵有作为历史主体的艺术家的观念，也蕴藉着作为写作主体的历史学家（或批评家）的立场。因此，作为绝对历史的艺术史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作为绝对批评的艺术史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最后的历史，历史是需要不断被改写的。[61]艺术史亦然。
2．何种客观性？
事实证明，绝对的主体化是不可能的，绝对的客观性也是不可能的，历史本身就是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互相制衡和彼此消长中展开的。艺术史更是如此。上世纪中后期，随着后现代史学和左翼文化的兴起，历史学遭遇了反历史主义、反客观性的主体化主张和新历史主义空前的挑战。不能否认，这端赖于其背后的政治正确认同。这实已告诉我们，历史本身此时已经被政治化了，或已然去客观化了。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开始反思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他甚至认为，“历史事实不仅高于历史解释，而且独立于历史解释：要判断某个历史解释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说明了事实。”[62]罗志田反对“历史书写”这样的说法也许正是同样基于对这一背景的反省和检讨。事实上，就是在施特劳斯打探历史之教诲意义的同时，也不忘提醒：“通常历史学家的理解是次于最初者（历史原初）的理解，在最好的情况下，其理解都是对其原本理解的创造性转换。”[63]一言蔽之，没有历史之原本，即没有历史之客观基础，就没有历史学家的理解，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及其教导。
尚且不论绝对的客观是否可能，也不敢妄断，历史的去政治化是否可能，但至少，对于主流的反历史主义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给予一定程度的反省和制约。毫无疑问，再主体化的阐释，也不能脱离基本文献和史实。否则，就无需称之为“艺术史”了。这也是艺术史之为历史的基本底线。
可见，所谓的“客观性”要么倾向于历史，要么倾向于现实，其既是历史的客观性，也是现实的客观性，或者说，其既不是单纯的历史客观性，亦非单纯的现实客观性。艺术史尤然。事实证明，后现代主义的微观解构非但没有“杀死”艺术史，反而为深度进入艺术史创造了新的视角。同样，与之相应的宏大叙事也没有简单地对立于微观解构，恰恰是通过微观解构这一视角和方式，作为一种传统的历史写作范式的宏大叙事，其不仅化解了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且重建了另一新的政治——政治哲学关怀；其不仅赋予碎片化叙述及其虚无主义困境以深刻的反省与检讨，且为重建新的共同体认同和个体性自觉创造了可能。
原载于《画刊》2009年第5、6期；《艺术时代》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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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写作的过程中，汪民安先生不吝传给我他待出版的书稿，特此致谢！另需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政治”一词是广义上的界定，而非区别于“统治”的狭义上的命名，因此，文中所要讨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都涵括在这一范畴内。具体而言，这一“政治哲学”更侧重于古典政治哲学。
[2] 参见鲁明军：《罗志田“中国近代史专题”课堂笔记》，成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8。
[3] Charles Beard语。参见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见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页118、121。
[4] E.H.卡尔（E.H.Carr）：《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 参见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参见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第1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266-267。
[8] 转引自卡尔·贝克尔（Carl L. Becker）：《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页86。
[9] 不过，夏铸九并不以为然，他甚至觉得，艺术史中的风格（style）这个词几乎都变成了脏字眼，因为不仅讲不清楚，而且还隐藏、遮蔽了诸如权力等很多东西。参见葛兆光、夏铸九在“‘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见宋晓霞主编：《“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第1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页465、488。
[10] 关于批评与美术史问题的讨论，参见王林：《美术史写作的自我要求》，见：《艺术当代》，2007年，第3期，页16-17。
[11] 参见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见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页117-118。
[12] 施特劳斯认为，修昔底德不仅像公民或政治家那样从一方向观察政治事务，而且与他们处于同一水平线，然而它不仅是一个政治的人，我们把修昔底德称为一个历史学家——正如传统所迫使我们这样做，这就暗含了修昔底德与政治者之间的区别。参见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139-241.
[13] 参见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下卷），第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上卷：页163-212；239-260；340-369；下卷：页111-116；255-272。
[14] 巫鸿在《武梁祠》的也提及，中国的现代史学至少应该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史记》的叙述结构与西方现代史学——巴拉克劳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谓的——主体性历史叙述范式没什么本质的区分。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页277；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史学三书平议》，第1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518-519；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等译，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5]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1-2。
[1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57，页416。
[17] 参见倪德卫（David S. Nivison）：《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杨立华译，第1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页105、13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见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页269-280。
[18] [清]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见：《戴震文集》，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
[19]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页234-282。
[20] 转引自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见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页129。
[21] 这里所谓的“方法”更接近一种“重建的逻辑”（reconstructed logic），而非实际研究过程中的“应用逻辑”（logic of use）。更多的时候，当代艺术史写作者自己并不具有方法的自觉意识。毋宁说，是他者“重建的逻辑”。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页270-271。
[22] 比如吕澎在《历史的合法性——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写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显忽视了宏观史和微观史的区分，仅只将其作为一种技术问题而撇开不论。见：《艺术当代》，2007年，第3期，页23。
[23]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主编：《政治哲学史》（上册），李天然等译，第1版，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页480。
[24] 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trans. and eds.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1969,p.115.
[25] 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 1978,pp.1-12.
[26] 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崇书译，周纪荣、周琪校，第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7]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洪涛译，见：《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丁耘主编，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24。
[28] Allan Bloom,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7,p.21.
[29] 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1978,pp.1-12.
[30] 参见施特劳斯（Leo Struass）：《政治哲学与历史》，洪涛译，见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25、37。
[31] 参见斯蒂芬·柯林尼（Stefan Collini）：《什么是思想史？》，任军锋译，见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页4-18。
[32] 汪民安：《形象工厂》，第1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即出。
[33] 汪民安：《庸碌》，见氏著：《形象工厂》。
[34]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see:The Essential Foucault: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edited by Paul Babinow and Nikolas Rose,New York and London:The New Press,2003,p.376.
[35] Foucault,“What Is an Author?”, see:The Essential Foucault: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 p.375.
[36]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页4。
[37]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第3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页1、12。
[38] Allan Bloom,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p.331.
[39] 事实上，微观解构的后现代艺术史学也关涉到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在西方的兴起。不过，作为一种历史叙述，艺术史虽然与艺术创作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纠缠关系，但历史就是历史，作为对象的艺术就是艺术。某种意义上，艺术史写作就是选择。我们不但要警惕以当代的名义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的当代艺术，但我们更要学会审慎、理性的历史判断与选择。因此，从艺术史叙述本身而言，理应是试图超越或回避叙述对象的影响，而试图置于一个更高或相对更为客观的向度予以清整和反思。问题在于，即便是回避了叙述对象本身对于历史观的影响，似乎也无法回避方法层面上的政治及立场的反应。因而，方法何以成为政治，何以成为立场，方是亟待我们反思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40] 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胡继华译，第1版，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页8-11。
[41] 参见卡尔：《历史是什么？》，页245。
[42] 百度词条“宏大叙事”，见：http://baike.baidu.com/view/55130.htm。取用时间：2009年4月4日。
[43] 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第1版，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44] 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刘立彬等译，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5] 高名潞：《整一性：中国现代性的逻辑》，见宋晓霞主编：《“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页330-331。
[46] 对此，吕澎就有所质疑，他认为，“凡是被称之为‘西方主义’的艺术显得多少失去历史的客观观照。在这样的框架里，艺术史的体例将不太顾及时间、政治影响、个人经历的复杂性以及其他相关联的上下文。”参见吕澎：《历史的合法性——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写作中的几个问题》，见：《艺术当代》，2007年，第3期，页24。
[47] 转引自王林：《学术的官方化——评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见王林主编：《2008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第1版，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页42。
[48] 与之对应的有汪晖的“帝国与民族国家论”中的“儒学普遍主义”、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其“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甘阳的“通三统”，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公羊学”及其“大一统”思想。详可参见：《春秋公羊传译注》，王维堤、唐书文撰，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第2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甘阳：《通三统》，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49] 这一点，也是为王林先生尤其不能接受的。对此，杨念群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也予以了深刻反思，他说：“单单考量边缘族群认同的变化，并杂之以历史记忆和主观观念变化的观察还是不够的，仍需考察统治者的治理技术对这种主观意念形成的制约作用。只是我们不可如传统‘大一统’观那样一味强调行政治理的有效性，而完全忽略族群自身在这种治理技术过程中的挣扎反抗及其对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的正当性。”参见王林：《学术的官方化——评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见王林主编：《2008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页42-43；杨念群：《我看“大一统”历史观》，见：《读书》，2009年，第4期，页29。
[50]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页103-104。
[51] 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页107。
[52] 引文时略作改动。参见：http://bk.pps.tv/ct202573706/。取用时间：2009年4月6日。
[53] 参见：http://bk.pps.tv/ct202573706/。取用时间：2009年4月6日。
[54] 参见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见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页128-133。
[55] 巴特基（Elliot Bartky）：《诗与史之争》，吴小锋译，见刘小枫主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卷），页212。
[56] 转引自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封底。
[57]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序，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第1版，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页1-3。
[58] 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Leo Strauss）、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都沿袭了尼采的学说，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就在于历史主义、历史哲学取代了自然秩序，并导致了虚无主义。参见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页38-39。
[59] 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修昔底德著作就是教导人们：君主制优越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尤其优越于民主制。See：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1978,pp.1-12;139-241.
[60] 同上，pp.139-241.
[61] 余英时：《史家、史学与时代》，见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页130。
[62] 参见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The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efession），杨豫译，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页2；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 Evans）：《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张仲民等译，第1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224-253。
[63] 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1978,pp.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