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尼埃拉·罗森博格（英国卢森博格艺术基金会主席）：收藏可以建构文化属性

目前的艺术品市场已经出现了衰退，很多艺术家在当时卖了很多钱，但今天的价格可能就不会那么高。大体来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正在向国际收藏家，以及中国收藏家打开大门，由此展开中国和西方的一次新的对话。长期富有成果的对话不仅仅能够进一步加强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同时也能够加强中国文化界和国际文化界之间的交流。所以尽管我们往往会在论坛上提到艺术市场，但是实际上艺术品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不断主宰着人们文化属性搭建的过程。在说到文化属性或者文化身份方面，西方和欧洲的文化是基于私人收藏家的价值观，不管是一个君主、国王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私人收藏家。对每一个收藏家来说，都有一个打开门户的时刻，打开了通向一个新的世界的门户，改变一个人生活的门户，并且改变了自己生活之后再去改变别人的生活，改变自己身在其中的社区和社会的生活。对于任何的文化属性和身份之路都是从收藏开始的，包括私人收藏家，当然，最早是从创作开始的。比如一个国家的收藏是由这个国家的收藏家以及对公众的贡献开始的，同时要有助于政府法律的支持，进一步支持文化活动，我觉得这方面的支持我们会看到更多。

张皓铭（私人收藏家）：让艺术走进生活

8年前我开始收藏，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没有完全形成，仅在一些拍卖会上偶尔能听到有的艺术家创造了一些比较好的拍卖记录，那时，好作品价格在20万，30万之间。

2000年，我代理一个法国高级时装品牌，这个品牌的家族是收藏世家。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艺术带给我的冲击，这冲击并非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价格。我第一次对艺术品感到震撼完全出于看到一幅画比这个家庭的房产还贵重的时候。那时很多中国人还在为能够拥有豪宅名车奋斗，我第一次感受到豪宅名车不再是价值的体现，一张小小的绘画就能够浓缩巨大价值，这的确对我产生了思想冲击。

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艺术，关注艺术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学和中国很多当代艺术家拥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当知道我开始在一些画廊买艺术品时，他帮助我认识很多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其中包括很多后来市场上表现非常优异的艺术家，我从投资角度介入到这个市场，随着我对中国当代艺术价值的理解，开始关注艺术品本身。我希望能够把这些艺术品呈现在我的生活中，将我在法国受到的震撼与艺术感受带给身边的朋友。于是，我就做了三步走的计划。

第一步，我称之为“让艺术走进生活”，收藏四年后我开始按照一个家居美术馆的格局打造我的居所，我的居所也从当初的750平米的建筑扩建到1700平米。两年前，这个建筑已经完成，同时承接上海艺术博览会VIP到北京参观的任务，从那以后，家里就有源源不断的国外来宾及国内朋友参观座谈。应该说艺术给我带来了快乐，我用艺术品精心打造的家也给我身边的朋友们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第二点，我不但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收藏充实自己，也能够让自己从一个艺术品收藏者向一个艺术家发展。有人要问的我收藏理念，我是把每一件艺术品都当一本圣经来阅读，我相信以我现在800多件艺术品的收藏量来讲，通过对他们的学习，认识，了解，慢慢充实了我的头脑，也让我的思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会不会采取以藏养藏的办法来发展收藏？我并不反对这一点，因为它是国际上风行的收藏办法，但是我相信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让作品逐渐丰富了头脑之后，把收藏放在我的生意当中，让我自己变成一个生意艺术家，然后让我挑选的作品有盈利的能力，这样我不需要卖掉我的作品，同时我从收藏的角度介入到了创作，这样我想也不失为一种收藏体验学习再创造的过程。

马迪金·桑德斯（荷中艺术基金会总裁、伦勃朗协会主席）：开放的收藏观会改变你的生活

作为一个收藏家，可以说我一生都在收藏，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父母的过错。我的父母仍然在世，在中国老龄是备受尊重的，上个月我父亲已经97岁了，下个月我的母亲将94岁。我的父亲在97岁高龄仍然在收藏艺术品，问他为什么收藏？他说我在为未来收藏。

对于我来说，我是继承了父辈的收藏。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博物馆馆长，年龄更大一点，我曾经决心把收藏做得和以前不一样，我27岁时在一个建筑师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当时，我第一幅收藏的作品是当时仍然不知名的荷兰艺术家的作品，收藏那幅作品之后我就发誓再也不做收藏了。但是半年之后我就改变了主意，有一个叫蒙德的荷兰艺术家的作品吸引了我，我购买了一些他早期的作品，并且正式开始了我的收藏生涯，也就是藏品中的前两个层级。我在收藏艺术品的时候，我的思想是完全开放的，而且对周围影响我的因素是一种开放的态度。

在阿姆斯特丹画廊有德国艺术展，伊门多夫当时画一些政治画，而且阿姆斯特丹在70年代早期有很多政治性的示威，伊门多夫很多画是表现这些题材的。有一天我在巴黎的博物馆里看到一幅画，给我的感觉当时像触电一样，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这幅画叫做《世界智慧的方式》，这样一幅画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看到那幅画挂在那儿就觉得必须要拥有这幅画。这是德国画家科夫（音）的作品，今天我仍然在购买他的作品，当然，他的作品今天已经非常贵了。我收藏了很多他早期的作品。他的作品打开了我的眼界，因为二战以后在荷兰我们没有做多少德国艺术的收藏，没有对德国文学做很多的关注，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传统被我们完全忽视了，看到这幅画之后我的习惯品位和交友的圈子都发生了变化。如果艺术没有改变生活，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发烧友，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我还没有中国的收藏，我到中国快十次了，我觉得有朝一日我会开始做中国的收藏。我的态度是开放的，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被说服进入到这个市场。因为对于我来说市场的价格并不是艺术品价值的指向，有很多收藏家都是追着价格走，一个画廊，拍卖行做出来的市场，我不希望去跟风，随大流，我希望以我自己独特的方式做收藏，探索世界的智慧。

我在荷兰是一个公共人物。对我来说，艺术是一项私人的事业，是我个人的事业，艺术收藏就像我每天写日记一样，因为它对我来说，记录了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我把自己的时刻记录下来，有时候我也会把我们的作品让博物馆展览，我现在也在和一家主要的荷兰博物馆谈，2015年的时候展出我主要的藏品。艺术收藏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对我来说我的每一个藏品都喜欢，我都看到了其中精神和情感上的价值。

孙永增（白盒子艺术馆馆长）：艺术市场并非虚拟的市场

张皓铭先生讲到他在法国的故事，给他一种震撼。我曾经到过张皓铭的艺术馆，整个空间布置了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名家的艺术品，它的装置影像不拘一格，那次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这之后我就更加疯狂的喜欢上了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当然，从去年到今年，大家都在谈金融风暴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对艺术市场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要坚定信念。在收藏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尊重艺术品的价值趋向。

金融风暴的影响从去年到今年，从拍卖的行情来看的话，现在已经出现了回暖，而且从刚才讲到的原来传统的艺术市场，包括近现代的，还有当代被认同的、有定论的艺术家的市场，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艺术市场是真实的市场，不是不存在或者虚拟的市场。从个人的收藏来讲，作为一个新的收藏家，我想更多发掘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因为年轻的艺术家带给我们更多新的灵感，作为个人收藏的公共性，艺术品一旦成为个人的收藏品，包括像张皓铭讲的家里的很多艺术品是拿来跟公众分享的。我的观念，包括创建白盒子艺术馆的一个观念，就是艺术进入生活，而且艺术改变生活。

我也确确实实是艺术改变生活的受益者，因为我觉得艺术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感性的快乐，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创造力和想象力。我想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安东尼·格姆雷德（英国著名艺术家）：观众在参与艺术品价值的建构

在这个时候进行东西方对话是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的收藏家已经开始严肃的看待一些从西方的画廊带到中国来的作品。如果没有收藏家的话，或者没有观众的话，毫无疑问，艺术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在创造和欣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观众的参与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有一些观众将来会成为收藏家。其实50%的工作是由观众完成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影像的革命时代，通过一件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通过艺术主张和观众的创造性思维的互动过程，艺术的主张和价值得到释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探险，艺术家和观众共同投身到这一过程当中。在这场讨论当中，艺术是最生机勃勃的表现生活的一种方式。

Martjin Sanders、孙永增、张皓铭都讲到艺术给他们的情感上的震撼，他们在情感上对艺术做出的反应，实际上这些时刻是艺术家的最高的成就得到实现的时刻。这是艺术家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信任。正是有了这些收藏品，成为了收藏家个人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收藏为我们带来看待世界的新方法，这正是从艺术家、收藏家之间的互动开始的，而且是感染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公众。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时刻，我有三个博物馆和两个私人画廊展览同时在举行，如果没有一些资金上的支持，我现在所做的一些大型的项目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在莫斯科和墨西哥同时进行展览，我试图提出这样的假设，我会在不同的文化媒介中进行实验。这种实验的过程我想去实验一下我的假设是不是在全球适应，我觉得这个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私人收藏家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做到的。

沃尔克·迪尔（德国Volker Diehl画廊创始人）：经济危机下，创造性受到质疑

对我来说过去两年我们必须应对更多的问题。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去俄罗斯，开始在莫斯科举办一些项目、支持当地的艺术展等等。

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因为它不断发生变化，每次我去那里，比如四个星期或者两个月之后，整个城市都焕然一新了。我的很多朋友也想在那里建立一些画廊，我当时在想，俄罗斯市场以及其他很多新的市场还没有做好建立画廊的准备。多数时候比如在俄罗斯，99%的收藏家所感兴趣的只是本土艺术家，他们只收集本土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印度都是这样。当然，这也完全可以理解，这是整个进程的一部分。三四年以前我们看到，有一些俄罗斯的收藏家，向国际市场迈出了很大一步，开始对国际艺术家感兴趣，收集纽约或者其他地方出产的作品。所以，三年前我开始认真考虑在莫斯科办画廊的想法。2008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想法实现了，我把国际高端艺术家的作品带到俄罗斯。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发生的。我第一个展览非常的成功。因为我们的策展人对于一些新的雕刻，新的作品进行了全新的展览，效果也是非常的积极。

其实我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猜忌了，我的怀疑在夏天的时候得到了证实，因为我不太相信有那么好的成果，结果确实2008年夏天金融危机爆发，俄罗斯的市场全面崩溃了。但我并没有放弃，继续推行。下一个项目准备展出的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将会有很多的绘画，展览的规划也会很大。但是目前的市场的稳定性不够，或者成熟的力度不够，也许没有办法满足艺术收藏的水准需求。

我们也的确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我想只要看一下数字我们就知道经济的情况很糟糕，股市在2008年8月到12月大概减少了8%，俄罗斯卢布也贬值了35%，房产市场下降60%，俄罗斯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和其他国家。当然，这也对于艺术收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我开始去考虑下一步的打算，考虑可能的合作伙伴，这和我在柏林的画廊很不一样，当然柏林是我主要的画廊所在地，我想可能俄罗斯的情况和中国差不多，过去五年市场比较平静。柏林和北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两个城市都经历了过去15年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且仍然在不断发展着。我们可以看到有新的画廊在开张。

私人收藏家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收藏家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呢？我想就像安东尼刚才提到的，危机也许可以给我们一定的时间，不仅仅去考虑创造性的问题，而且探讨创造性的问题，创造性现在已经变成最重要的问题了。我们想看到艺术家以及画廊是如何来应对这场危机的。前些时候，很多艺术作品实际上是由市场来推动的，由市场来主宰的，甚至是专门为拍卖行、为收藏家量身打造的，这和16世纪、18世纪的情况完全不同。危机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拍卖行中很多的投机者消失了，很多更加认真和严肃的收藏家重新回到了拍卖行，因此我们就以全新的认真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艺术、艺术收藏和展览，我觉得这种动态是很积极的。

尼克·西莫诺维克（高古轩画廊亚洲总监）：更多中国人对西方当代艺术“感冒”

1998年，中国美术馆向高古轩画廊提出参与筹办中国2000年展的建议，这个展览是在纽约进行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作为回报，高古轩在中国举办了美国三百年艺术史展，其实美国只有250年的艺术史，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负责了那次展览的组织工作。那是一次盛大的事件，这样的展览在美国也是不寻常的，你很难在一个展览中看到三百年来的艺术品完完全全的得到呈现。

从2005年开始，我也感受到亚洲对当代艺术的巨大兴趣，首先是中国，包括很多亚洲的国家。另外我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当代艺术感兴趣。因为我想要做一些新的东西，更多接触中国艺术家，我接触到高古轩画廊的一个负责人，他建议我在亚洲进行一些展览。他觉得也许我们应该在亚洲设立一个画廊分支。我们首先来到上海，我们觉得也许中国大陆是我们最佳的场所，可以展开在中国的互动。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尽管中国已经走向富裕，但是当时的时间并不恰当。主要是基于好几种原因：第一就是物流、税收等等。香港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艺术品市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最终选择香港的原因是想要通过香港，扩展到亚洲各个市场，我们希望给亚洲各地的客户提供帮助，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于是我们就决定去香港。

其实并没有典型意义上的收藏家，人们会对从事不同风格的艺术家表示出兴趣，比如一些摄影的艺术家或者绘画的艺术家，亚洲收藏家感兴趣的艺术家来自多范围的。亚洲或者中国的收藏家已经对西方的当代艺术有了相当深的了解，所以我想刚才孙永增所提到的对话和交流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也想学一些您的经验，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客人，我们也需要学习中国的艺术，所以，我们接触的这些收藏家是来自于方方面面，并不都是对艺术投机感兴趣，因此，这些收藏家想要扩展到西方艺术品收藏的方方面面，他们来自于不同行业，也感兴趣不同媒介的艺术品，收购不同价格水平的艺术品，这的确是令人激动不已的，能够进一步推动画廊的发展。

私人收藏家是否准备设立博物馆，我想这种模式在西方已经固定下来了。也就是一个人收藏艺术已经有20—40年的历史，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很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并且想跟公众分享，我想目前可能更多的是西方的概念。和我打过交道的很多收藏家，比如说他们收藏的是亚洲当代艺术、现代艺术甚至是传统艺术，现在也开始发展到西方的现代艺术，我觉得从整体上而言，我们将看到私人收藏家会发挥更多的公众作用。但是搭建自己的博物馆，展示自己收藏的概念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至少在亚洲是这样的。